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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明軍借“沿海遷界”的暴政，以救民水火為號召，悍然發動了東征之役。一來準備充分。二來得民擁戴，自大敗清軍廣東水師之後，水陸並進，可謂是勢如破竹。

如此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自然不會避開東南的鄭家。通報是有，但起初鄭成功尚在臺灣圍攻荷蘭人最後的堡壘熱蘭遮城，坐鎮金、廈的鄭經對此並不熱心。用敷衍來應對。

但西南明軍的進攻蓄勢已久，犀利異常。逼退孫延齡、馬雄後，連克高、雷、廉州，輕取新會。兵逼廣州。儘管此時的訊息還停留在前些天的攻克新會，但鄭經和屬下已經能夠預料到明軍兵臨廣州城下。

戰局的急速變化，不僅讓尚可喜，以及各地清軍感到震驚。金、廈的鄭家集團也是同樣的感覺，並且商議著調整的可能。

不能不做出調整了，金、廈的鄭軍發生了兩件大事，迫使鄭經不得不面對有些變化的形勢。

鄭成功在圍困了熱蘭遮城後，臺灣基本上大局已定，他便命令把將士和官員的家屬送來臺灣。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未免操之過急。此時，大陸沿海島嶼的局勢比較穩定，收復臺灣以後完全可以隨著墾荒、建屋等開發過程的進展，鼓勵將士和文官把家屬逐步遷來臺灣。開闢階段，條件艱苦，對將士也應予以更多的關懷。

但鄭成功一意孤行，用法嚴峻，果於誅殺。先後因小罪殺府尹楊朝棟一家，又殺萬年縣祝敬，家屬發配。於是人心惶惶，諸將解體。鄭成功又嚴諭搬眷，鄭泰、洪旭、黃旭等皆不欲行。於是，不發一船至臺灣。而差船來吊監紀洪初闢等十人分管番社，皆留住不遣，海上資訊隔絕。

其實，強令駐守大陸沿海島嶼將士把家屬送到臺灣，是鄭成功的一個策略，赴臺家屬則帶有人質性質，意在防止諸將士叛投清方。這同明太祖朱元璋留諸將家屬於京師、清廷命文武大員以子弟入宮為侍衛相似，是企圖以親屬的安危來維繫下級的忠貞，本不足取。

何況，臺灣那時的荒涼景況還難以同明初南京、清初北京相比。初至臺灣的將兵因為水土不服，瘴癘大作，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眾。這種情況下，硬行推行這一措施，勢必在一部分將士（特別是鎮守金門、廈門、南澳等大陸沿海島嶼的將士）中引起牴觸。

人心不平，訛言也隨之興起。有人流傳鎮守南澳的忠勇侯陳豹（即陳霸）因不願送家眷入臺，已同清朝建藩於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通款投降。鄭成功沒有弄清真相，就輕率地下手諭給鄭經和洪旭，令周全斌、杜輝、黃昌等帶領舟師去南澳平叛。陳豹無以自明，率部卒乘船往南海方向投奔西南明軍。

這件事情是鄭家內部開始分裂的徵兆，而另一件事情則因為鄭經的優柔寡斷又造成了不小的損失。

銅山（東山）的蔡祿、郭義二將暗中勾結叛將黃梧，早已密謀降清。五月間鄭經已獲悉蔡祿、郭義有異謀，卻沒有及時派兵前往防範。六月初三日接到蔡、郭二人公開叛變後才實施戒嚴，準備船隻。初九才由廈門派黃廷、杜輝、黃元、翁天祐、何義、黃昌、楊來嘉等統軍乘船南下銅山平叛。

而此時蔡祿、郭義已經糾眾從容地把銅山搶掠一空，並在清黃梧、福建右路總兵王進忠、詔安副將劉進忠接應下由八尺門渡至大陸向清方投降。平叛鄭軍在銅山登岸已為時過晚，只好派兵防守炮臺，安撫遺民。

兩次事件，對於鄭氏集團來說，都意味著叛逃，只不過方向不同。而鄭成功專力經營臺灣，其所下的嚴令又讓金、廈諸將產生了牴觸情緒，倒是讓鄭經的地位有所鞏固。

“蔡祿、郭義反叛降清，已是仇敵，勿需多言。然陳豹轉投。亦形同叛逃，當如何處置？”世子鄭經環視著屬下眾人，沉聲問道：“且西南友軍連戰連勝，當已至廣州城下。廣東清軍守衛已是空虛。我軍若是趁時而動。於廣東奪一陸地之基，是否可行？”

三個問題。兩個是要解決的。蔡祿、郭義跑到清軍那邊，暫時是沒法對付了；陳豹呢，去投靠西南明軍，雖是被迫。且算是同一陣營，但此風不可長，必須要有個交代。剩下的便是趁火打劫，趁著廣東清軍被西南明軍所牽制打擊，鄭家似乎可以奪取一塊陸地作為根基。不管地盤有多大，位置有多好，怎麼樣也比瘴癘不毛的臺灣強吧！

但這要解決的兩個問題卻都涉及到了朝廷。涉及到以岷王為首的代表朝廷的西南勢力。儘管鄭家已經形同割據，但名義上還是明臣，還要頂著永曆的招牌招徠士紳和民眾的支援，還要尊帝虛禮。因為。無論實力和名望，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