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托洛茨基自從一九二九年被逐出蘇聯後，一直僑居國外。因此，他只有在國外才能與陰謀分子們見面。斯大林被捏造這些會面的念頭迷住了心竅，居然忽視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情況：內務部的權力還沒擴充套件到國外，它無法剝奪外國澄清事實、查明真象的權力。要在這種情形下導演一出以“陰謀者”與托洛茨基會面為背景的審判鬧劇少無疑要擔負天大的風險。

果然，一場揭露斯大林謠言的運動在西方展開了。

在第一次莫斯科審判中。哥爾茨曼供認說。他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因公到柏林出差時，曾秘密地在那裡與托洛茨基的兒子列夫·謝多夫會面，並按陰謀組織內一個領導人（伊·尼·斯米爾諾夫）的委託，將一些檔案和以後聯絡的密碼交給他轉送托洛茨基。第二論會面時，謝多夫建議哥爾茨曼同他一道去見住在哥本哈根的託倫茨基。

“我當時就同意了”，哥爾茨曼在法庭上供認道，“但我提醒他，為了不招人耳目，我們不能兩人同行。我和謝多夫商定，我過兩三天去哥本哈根，住“布利斯托裡”飯店，並在那裡與他見面。我離開車站後便直奔飯店，在登記處見到了謝多夫。十時左右，我們就動身去見托洛茨基。”

哥爾茨曼還承認道，托洛茨基告訴他：“必須除掉斯大林必須精心挑選合適的人去執行這一任務。”

當哥爾茨曼的供訴見報後，托洛茨基馬上宣告那全是謊言，並立即透過外國新聞社向蘇聯法庭和國家公訴人維辛斯基提出要求。讓他們問問哥爾茨曼，他是以什麼身份、什麼名字進入丹麥的。

維辛斯基當然不會向哥爾茨曼提這些問題。他知道，丹麥當局對所有入境的外國人都要進行檢查，把名字和身份登記下來，所以，維辛斯基擔心西方記者會在丹麥四處查訊。那樣一來，整個謊言就將昭然若揭。同時，哥爾茨曼的供訴對於整個審判又非常重要。它是對其他被告起訴的依據。起訴書說（後來的判決書又對此予以肯定），這些被告是恐怖活動的實施者，托洛茨基從哥本哈根給他們發出的命今，正是透過哥爾茨曼轉達的。

法庭判處全部被告人死刑。哥爾茨曼也不例外。一九三六年八年二十五日，即作出判決的第二天，這些被告就被槍決了。這樣一來，事情就變得象常言所說的那樣。“死無對證”。斯大林和維辛斯基以為，他們的審判鬧劇將因此而成為永世不解之謎，可是，他們的算盤打錯了。

九月一日（槍決“陰謀分子”　之後不到一個星期！　），丹麥政府的官方報紙《社會民主》就發表了一篇驚人的訊息：“布利斯托裡”飯店早在一九一七年就因大樓拆除而關閉了；可是哥爾茨曼卻說，他在一九三二年在那裡與謝多夫碰頭，爾後又一起從那裡到托洛茨基的住宅去，這怎麼可能呢？

全世界各大新聞社立即轉載了這一重要訊息。各方面的人士，無論是敵人還是疑惑不解的朋友，紛紛向莫斯科質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可是斯大林對此始終保持沉默。

在美國，一位著名的哲學家約翰·瓊組織了一個專門小組。調查莫斯科強加給托洛茨基的罪名。小組在仔細研究過“哥本哈根事件”的事實材料之後，得出一個這樣的結論；

“事實證明，在一九三二年，哥本哈根的“布利斯托裡”飯店已不復存在。因此，哥爾茨曼顯然不可能與謝多夫在這家飯店裡見面。可是他卻聲稱。他與謝多夫約定，他要在這家飯店“住下”並在那裡與謝多夫會面，而且說，這次會面確實是在這家飯店的登記處進行的”

“我們有權肯定哥爾茨曼沒有在那裡與謝多夫會面，也沒有與他同去見托洛茨基。哥爾茨曼沒在哥本哈根見過托洛茨基。”

除揭穿了哥爾茨曼的“供訴”之外，該專門小組還絕對淮確地查明，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十二月二日這段時間裡，即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的那些日子裡，謝多夫根本不在，也不可能在哥本哈根。象約翰·瓊組織的這樣一個未經國家授權、不能查閱國家檔案並不能僱傭私人偵探的專門小組，能收集到如此眾多而又不可爭辯的證據，的確十分不容易。這些證據主要是涉及謝多夫與哥爾茨曼會面的。在此，我僅引用兩條證據。

第一條，是當時在柏林最高技術學校學習的謝多夫的成績冊、有校方簽字蓋章和教師簽名的考卷，注有日期和簽字的考勤簿，——這就證明，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的那些日子裡，他的兒子一直在柏林考試。

第二條。是謝多夫給父母寫的私信。這些信不可置辯地證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三日。他的的確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