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知道，他們之中的每一個人，無論律師還是當事人，無論檢察長或是法官。都不能按自己的意志辦事，而只能嚴格按照早已準備好的臺詞，扮演自己的角色。他們每個人都面臨著生死攸關的抉擇。對於被告人來說，這個抉擇是，或者扮演刑事犯的角色，或者是不僅給自己；而且給家人招來殺身之禍。而對公訴人和審判長：或者是順利地按斯大林的指令將這場審判鬧劇演完，或者是因一點點會使人們懷疑此案辦得不光彩的失誤而白白斷送性命。至於辯護律師，則必須準確無誤地執行檢察長交給他的秘密指令，否則，將與當事人同罪

斯大林的目的之一，是殺雞儆猴，恫嚇那些心懷不滿的工人群眾和仍在同情反對派分子的共產黨員。他要他們明白，誰膽敢反對斯大林的專制，誰就要遭厄運。為配合這一目的，他還要被告們親自向全黨發出明確無誤的警告。

被告人博古斯拉夫斯基說。“我是從一件乍看似乎無罪的小事開始的如果你們有一天走錯了路，犯了錯誤，而且還執迷不悟，那麼就正如公訴人昨天所說的那樣，你們就可能而且必定會墮落到法西斯反革命的泥沼中去，就象我們現在這樣。”

被告羅森霍爾茨的一席話也反映出了斯大林的威脅；“誰若稍微偏離了黨的總路線，他的下場就一定是可悲的、不幸的！”

斯大林在確定審判鬧劇的臺詞時，抑制不住自我吹噓的狂熱衝動。正因此。每一個演員自然就會在審判過程中表達出自己的愛與憎、理智和感情。

為此，　維李斯基把自己的起訴詞裝點上大量的讚詞，　諸如什麼“偉大的”、“天才的”、“英明的”、“最敬愛的”等等。有一次，他是這樣結束髮言的：

“我們和我們的人民，將一如既往地在我們敬愛的領袖和導師——偉大的斯大林率領下，沿著一掃舊時代殘渣餘孽的光明道路向前、向前，直到共產主義！”

布哈林在法庭上感慨無比：“他（自然是指斯大林——作者）是人類的希望！他是偉大的創造者！”另一個被告羅森霍爾茨則高呼。“布林什維克黨和它的不屈不饒、英勇無畏、自我犧牲的光榮傳統萬歲！讓我們繼承這獨一無二的光榮傳統。在斯大林領導下走向光輝的未來！”

辯護律師也不甘落在檢察長和被告們的後面。律師科姆莫多夫慷慨激昂地說道：“談到有人陰謀反對斯大林的領導，那麼我要說，一億七千萬人民將為保護自己的領袖而築起愛戴、尊敬和忠誠的銅牆鐵壁，它是任何力量也攻不破的！永遠永遠也攻不破！”

這些亂七八糟的胡言亂語、宣傳口號和自我吹噓就是斯大林所謂的客觀公正的審判！

每一個閱讀過或者哪怕是瀏覽過莫斯科審判正式速記記錄的人，大概都已發覺，這些記錄鋒芒所指，主要都是托洛茨基。斯大林特別仇視托洛茨基。這種仇恨，在一九二九年一托洛茨基被驅趕到國外之後，在斯大林感到自己鞭長莫及之後，變得更加瘋狂。

由於不能把這個參加過一九零五和一九一七年兩次革命的傑出領導人與列寧的其他老戰友同時處死，斯大林只得強迫莫斯科審判的全體參加者——被告人、檢察長和律師，把托洛茨基罵得狗血淋頭，把他定為罪魁禍首、道德敗壞者，以此來暫時滿足自己的復仇欲。

為了把托洛茨基說成是一切“反革命地下組織”的組織者和領導人，斯大林憑空捏造出一個“陰謀聯絡網”，說這張網是從丹麥、法國和挪威伸向蘇聯的。因為托洛茨基曾在這幾個國家居住過。

斯大林胡謅托洛茨基與“反革命地下組織”之間有兩種聯絡方式：一、托洛茨基與這個地下組織的蘇聯領導人秘密通訊；二、這些領導人離開蘇聯專程前去向他彙報工作和接受新的指令。

我們已經知道，在三次莫斯科審判中，國家公訴人都無法出示一封所謂的“秘密信件”，儘管他說這種通訊持續了好幾年。更何況法庭所要證明的是“陰謀家們”的的確確與托洛茨基多次，而不是一次的秘密碰頭。為了使這一說法站住腳，內務部領導授意哥爾茨曼、皮達可夫和羅姆三名被告，要他們在審判廳內坦白罪，說自己曾分別於不同時間與國外的托洛茨基見過面，並從他那裡接受了給地下組織的命令。斯大林想，這三名被告的口供出來後就會變成鋼鞭材料，必定收效不小。然而，結果卻完全出乎斯大林的預料，這幾次與托洛茨基會面的所有重要細節，統統經受不起任何推敲。這樣一來，三名被告有關與托洛茨基會面的“口供”，就失去了一切法律上的效用。

斯大林在這件事上慘遭失敗，其原因非常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