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週之內離開莫斯科，前往遠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的新的工作崗位。

在蘇維埃國家的歷史上。不由黨組織而由內務部來給黨的幹部重新分配工作，這還是第一次。由於出發期限規定得太短，許多廠長或經理根本來不及移交工作。所有試圖抵制或要求給以某種解釋的幹部。　都被一句硬梆梆的回答給頂了回去、“您在列寧格勒呆得太久了”。一九三五年夏天，就有三千五百多名幹部被這樣起出了列寧格勒。這很象是幾年前季諾維也夫反對派失敗後在各大城市開展的那場清洗“季諾維也夫分子”的運動。難怪黨內出現了傳聞，說基洛夫企圖組織一個新的反對派，但初露端倪就被消滅了。

此外，有關基洛夫被殺的真象，內務部工作人員所知道的，也比他們應該知道的要多，正是他們把有關列寧格勒內務分局曾插手這一暗殺的情況傳進了中央各機關。

瞭解內情的黨員都知道，亞果達這個內務人民委員實際上是個傀儡，內務部的真正主宰是斯大林。這些黨員自然就會想出結論（起碼要猜測）；既然內務部捲入了對基洛夫的暗殺。那就意味著這是斯大林授意乾的。

基洛夫被殺的內幕，在黨內基本上已不再是秘密，對這種狀況，斯大林知道得比較晚：負責為他提供情報（包括各種傳聞和人們的情緒）的亞果達一直不敢彙報這一情況。亞果達耳邊一直回想著當初斯大林在列寧格勒罵他的那些話。中央委員會的一些大人物雖然也逐漸聽說了基洛夫案件的真相，可是他們也沒及時向斯大林進言：那樣一來，他們無異於主動把自己划進了“知情太多”的人。

總之，當斯大林知道這一切時，已經晚了。來不及採取更嚴密更合適的措施來掩蓋真象了。他只剩下一條路：公開承認基洛夫死於內務部之手，但把一切責任都推到亞果達身上；既然在前兩次莫斯科審判中，謀殺基洛夫的責任是栽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身上的。那麼，亞果達現在就只能是他們的同案犯。就這樣，任何一個偽造犯都會產生的掩蓋痕跡和推卸責任的“本能”迫使斯大林把兩種互不相容的說法合為一體、從而出現了這一天方夜談：組織了第一次莫斯科審判並槍斃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內務人民委員亞果達，實際上是他的這些犧牲品的同夥。

亞果達，這個斯大林獨裁政治中有權有勢的代表人物。突然出現在被告席上，本來就足以引起全國大譁了，更何況斯大林還按照自己的習慣將一大堆莫須有的罪名硬栽到了他的身上。一個領導蘇聯反間諜機關長達十五年的人，居然自己就是個外國間謀，這本來就夠荒誕了，更有甚者，這個以殘酷鎮壓託派分子而聞名全國的劊子手，居然自己也是個託派分子，而且是托洛茨基的死心塌地的特務。

據指控，就是這個亞果達，曾把毒藥噴灑在葉若夫辦公室的牆壁上，企圖毒死後者。正是這個亞果達，豢養一大群醫生，以便將那些他不敢殺害的人“醫死”。這些手段不禁令人想起古代那些用毒花的香味和毒蠟燭的煙霧殺死情敵的傳說。

然而，人們卻不敢把這一切僅僅當作是惡夢般的傳說。法庭審理速記稿、槍斃人的大布告，用白底黑字將這些惡夢變成了可怕的現實。在這些可怕的現實中，人們只能得出一個時刻都不敢忘記的結論：既然如此霸道的亞果達都被毫不留情地扔進了大牢，那麼，在蘇聯就沒有人是安全的；既然連製造刑訊機器的人本身都承受不住這一機器的壓力，那麼，任何一個死刑犯都別指望得到赦免。

說實話，如果不是形勢所迫，斯大林是不會把亞果達推上被告席並指控他殺害了基洛夫的。要知道，失去亞果達，拒絕他那無人可及的效忠，這對斯大林可是個重大損失。十五年來，他們兩個“攜手共進”，亞果達幾乎成了斯大林的“第二個自我”。再也沒有人比亞果達更瞭解斯大林了。在斯大林的全部親信中，就數亞果達最“勞苦功高”，斯大林對他的信任，也不是任何其他人可以相比的。

正是具備了斯大林那種狡詐和多疑的特點，學會了斯大林玩弄政治陰謀的高超藝術，亞果達方有可能用惡毒的蜘蛛網纏死斯大林的潛在政敵，才有可能為斯大林挑選一大群不講原則卻十分忠心的幫兇。

只要斯大林對哪個人民委員或政治局委員的忠誠起了疑心。亞果達立即會把自己的一名可靠的部下派去給這個被懷疑的人當副手。正是出於這個目的，亞果達的助手普羅科菲耶夫先後當上了重工業部的副人民委員和國家監委的人民委員；內務部的兩位局長勒拉岡拉沃夫和基什金被派到交通道路部，給人民委員拉扎爾·卡岡諾維奇當助手；亞果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