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我找到葉若夫的秘書波皮羅，把這事兒告訴了他。他說：‘實際上，你的處境很微妙哇，應該另想辦法不管怎麼說，不值得收留她我對你的忠告是：設法打發她走。’”

“波皮羅的所謂忠告”，什皮格爾格利亞斯繼續對我講道，“實際上就是一道命令，要我趕緊把孩子趕出去。我妻子回想起卡林夫婦在薩拉托夫有幾家親戚，於是，我們給了孩子一些錢，為她買了火車票，把她打發到薩拉托夫去了。她走後。我一直不敢正視我女兒的眼睛，加上我妻子又整天哭個不停，我只好儘量少呆在家裡

兩個月後，卡林的女兒又回到了莫斯科。她來找我們時，我不禁大吃一驚：她完全變了，臉色蒼白，枯瘦如柴。眼裡充滿痛苦。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到絲毫的孩子氣了。她對我說：‘我已向檢察院送了申訴。要求他們讓佔我們家的那家人把我的衣服還給我。’這是一位在薩拉托夫收留她的人要她這樣做的一“我還去過原來那所學校的少先隊組織，’姑娘繼續說。“領到了一份關於我兩年前入過隊的證明。但少先隊輔導員硬要我先去參加少先隊的會議，要我在會上表個態，宣告自己完全擁護槍斃我父母親的做法。我去了，我說。如果我父母親真是間諜，那就應該被槍斃。可是隊員們還要我承認他們是真正的間諜和人民的敵人。我沒法，只好說了但我非常清楚，這是謊言！我爸爸媽媽是最誠實的人。而槍斃他們的那些人才是真正的間諜！’她咬牙切齒地說完了這番話。姑娘拒絕在我們家吃飯，也不要我們給的錢。

就是在這樣一個恐怖時期，大會小會上，報刊廣播裡卻在大肆讚頌“斯大林的人道主義時代”。誰能知道，在“斯大林最關心人民”和“斯大林無微不至地愛護兒童”等頌歌下面，有多少無家可歸的孩子在哀號，在悲泣

要消滅駐國外的契卡幹部，顯然比逮捕國內的人員要困難得多。因此，最好的辦法是將他們先騙回蘇聯。

誘騙駐外的內務部人員回國，必須特別講究策略。要知道。國內的清洗浪潮，國外的契卡人員早有所聞，他們不得不權衡自己的命運。再說，如果逼得這些人拒絕回國，他們就可能向西方各國揭發內務部在這些國家進行活動的秘密。這正是莫斯科最害怕的後果。

斯大林和葉若夫不得不考慮到這一切。為了不使內務部駐外人員產生自危感。他們推遲了清洗負責對外情報工作的內務部外事局的行動。在近一年的時間裡，葉諾夫無情地消滅了其他各分局的領導人，唯獨沒動外事局局長斯盧茨基一根毫毛。

必須給還在國外的內務部工作人員造成一種假象，似乎國內的血腥清洗與他們無關。

早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不信任並密謀消滅內務部老戰士的葉若夫就成立了一個直接歸其管轄的特別行動局。這個局的任務，是到國外執行斯大林親自下達的，不能讓內務部基層幹部知道的密令、該局有好幾個行動小組，分別配有多名訓練有素的殺手。他們經常出國，旅行，暗殺國外的託派領袖和叛逃的契卡人員。一九三七年一月，這個局分別在三個歐洲國家和墨西畜的首都建立了秘密活動據點。裡面的“常駐代表”都持有假證件。

一九三七年夏天，召內務部駐外人員回國的計劃開始實施，頭幾批被召回國的，都是家屬留在國內的內務部駐外人員。召他們回國並不困難，因為在斯大林眼裡，妻子兒女是最有威懾力的人質。這批幹部回國後並沒立即被捕。跟往常一樣，斯盧茨基在聽取過他們的工作彙報之同給了他們一至兩個月的休假，放他們到南方的度假勝地或專為高階幹部修的療養院。在那裡，他們高高興興地給那些還在國外的同志寫信，通報“平安”。從南方回來後，他們又接受了新的任務——去某個他們從未去過的國家從事秘密活動。他們領到假證件。並在指定的時間出發前往新的工作地點。臨走時，車站立自然會有許多親朋好友前來送行。然而，他們的旅途終點卻是在莫斯科郊外的某個火車站：他們在那裡被押下火車，押往秘密監獄。當然，他們沒能到達預定國家的訊息總會洩露出來，但那至少也是幾個月以後的事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底，內務部駐法國情報站站長斯米爾諾夫（他真實的姓氏為格林斯基）奉召回國述職。到達莫斯科一個多星期之後，他就給留在法國的妻子寫來一封信，稱他接到了新的任命——去中國從事地下活動，要妻子立即帶上全部東西回國。斯米爾諾夫在法國已經幹了四年，所以，派他去其他國家純屬正常調動。如果不是後來發生了一件葉若夫之流不能預見的事，在巴黎的契卡人員恐怕一輩子也不會得知斯米爾諾夫後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