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的。

普列特尼奧夫絕望了，垮了。在這種精神狀態下，在遭到毒打和侮辱之後。他被轉到了內務部偵訊人員手中，等著他的，自然是更悲慘的結局。

除了普列特尼奧夫，另外兩位名醫——列文和卡扎科夫，也被投入了監獄。前面提過，對文是克里姆林宮衛生院的高階顧問，專門負責為政治局委員和政府成員治病。審判鬧劇的導演們的意圖，是將他打成亞果達搞“醫學謀殺”的主要幫兇，而普列特尼奧夫教授和卡扎科夫，則應該是列文的同謀。

列文博士已逾古稀之年，膝下兒孫滿堂。這點正中葉若夫的下懷，因為可以把其子孫作為人質。事實也的確如此，由於擔心子孫的命運，列文決定承認當權者欲加給他的一切罪名。在遭到這一不幸之前，列文作為克里姆林宮“御醫”所享有的特權，一直令其同事羨慕不已。他曾給各位政治局委員及其家人看過病，也曾給斯大林及其唯一的女兒斯維特蘭娜解過疾。而現在，當他成了內務部的階下囚時，竟沒有任何人出手相救。卡扎科夫的患者中，有權有勢的大有人在，可是他的處境也同樣毫無指望。

據斯大林和葉若夫兩人合編的神話說，亞果達曾在自己的辦公室裡秘密召見這三名醫生，然後又一個一個地脅迫他們用錯誤的治療方案將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爾基推進墳墓。而這三位名醫似乎出於對亞果達的畏懼，只好—一照辦。

這一神話是何等荒謬絕倫，只需一個問題就可將其徹底推翻：這些名揚四海的醫學權威，怎麼會因害怕亞果達而去殺人呢？他們只需把亞果達的這些惡毒念頭向自己那些身居高位的患者滿咕一聲，後者馬上就會向斯大林和政府報告。再說，這些醫生不僅可以等待患者前來就醫，而且可以直接去向政治局檢舉亞果達的陰謀。例如，普列特尼奧夫就可以去找常來求醫的莫洛托夫，而列文，既然上班都在克里姆林宮裡，完全可以去找斯大標本人。

在法庭上，公訴人維辛斯基本來十分作難，因為他拿不出任何可以證明這三位醫生有罪的證據，而醫生們卻可以輕而易舉地推翻全部指控，可是他們卻拼命支援維辛斯基，一個勁兒地承認自己有罪，說自己確實滿足了陰謀集團頭頭們的要求，用某些藥物加速了幾位德高望重患者的死亡。顯然，他們不會作出別的交待，因為他們得到過許諾：　要想保住性命，　就不得否認自己有罪，相反，必須徹底認罪和“真誠悔過”。

就這樣，三位醫學界的名流，以前從不過問政治的非黨群眾，被當作了犧牲品，用來修補那漏洞百出的說法，用來向全世界證明：被反黨分子暗殺的，並不只基洛夫一人。

在這場虛構的鬧劇中，有關謀殺高爾基的一幕，最能體現斯大林這個偽造家的天才。

斯大林特別重視如何把高爾基說成是託一季陰謀集團的暗殺物件，這不僅是為了激起人民對反對派領袖的仇恨，更是為了提高他斯大林的個人威望，他要讓人們知道，“偉大的人道主義者”高爾基是他斯大林的好朋友，所以才成了那些被莫斯科審判處以死刑的被告人的不共戴天之敵。

此外，斯大林不僅要把高爾基塑造成他的最親密的朋友，而且還力圖把這位名作家說成是他斯大林政治路線的堅強衛士。這一動機，可以在第三次莫斯科審判中從全部被告人的“供述”裡聽出來。例如，列文在解釋陰謀家們為什麼要謀殺高爾基時，引用了亞果達的這樣一段話：“阿列克塞·馬克西莫維奇同黨的最高領導心心相映，熱烈擁護國家現行政策，無比忠於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本人。”對這一說法，維辛斯基在起訴演說中做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說：“他（指高爾基）絕不會無緣無故地把自己的整個生命與偉大的列寧和偉大的斯大林聯絡在一起，絕不會無緣無故地成為他們最親密最要好的朋友。”

維辛斯基以為，這樣就可以用友誼和相互忠誠的紐帶把斯大林和列寧、高爾基緊緊地聯在一起。可惜，這一紐帶並不牢靠，列寧的“遺囑”就是明證，在那裡面，列寧首先就建議免除斯大林的中央總書記職務。對此，還可以看看列寧那封宣佈要與斯大林斷絕一切關係的私人信件。因此，企圖把斯大林說成是列寧的親密朋友，不僅是欺世盜名，更是恬不知恥。

我們再來分析一下斯大林與高爾基之間的那種“親密無間的友誼”。在法庭上，公訴人、辯護人、以及被告人，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這種“親密無間的友誼”。這可不是什麼偶然現象，而是由於斯大林正迫切需要給人們造成這種假象。經過第一二次莫斯科審判，斯大林那本身就不太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