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的正式證明才會被人認為是不偏不倚的），也不是來自赫列爾機場的行政部門，而是也僅僅是取自蘇聯外交部領事司。莫斯科居然拿出這樣一份毫無證明力的材料

正如人們預料的那樣，事情到此並沒結束。一月二十九日，另一挪威報紙——挪威社會民主黨機關報《工人日報》又登出一則訊息：

“今天，赫列爾機場場長古利克森在電話中答覆《工人日報》記者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間沒有任何一架外國飛機在該機場降落過。”

該報接著寫道，根據官方航空日誌的記載，從一九三五年九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這一期間，總共只有一架外國飛機在赫列爾機場降落過。

這當然不是指皮達科夫所乘過的那架飛機，用不著對此多費筆墨。

這樣一來，斯大林和維辛斯基再一次被世界輿論界作為偽造犯連贓拿獲。

托洛茨基也不失時機地加入了這場辯論。他以世界報刊為喉舌，建議維辛斯基仔細問問皮達科夫：他是哪一天從柏林飛往奧斯陸的？是杏有挪威的入境簽證？如果有，用的是什麼名字？

托洛茨基還要求莫斯科法院透過官方渠道向挪威政府驗證一下，著皮達科夫的供述是否真實。

“如果查明皮達科夫確實來過我這裡，”托洛茨基寫道，“那就意味著我的名譽將徹底完蛋。但是，如果查明事實恰恰相反，那就證明有關我們見過面的傳說從頭到尾都是謊言，而且被告們的所謂‘自願坦白’也全是捏造的。必須刻不容緩地查證皮達科夫的供訴，趁他現在還沒被槍斃！”

其實，用不著托洛茨基提醒，作為檢察長的維辛斯基也有驗證皮達科夫的口供的義務。然而，他不可能這樣做：他和其他人辛辛苦苦地準備了這場審判鬧劇，可不是為了以後再去揭穿它。

托洛茨基看出，審判的組織者是無論如何也不打算進行查證了，他們將一意孤行，而不理睬世界輿論的譴責。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鋌而走險——向蘇聯政府挑戰。他給莫斯科寫了一封信，要求對方同挪威政府交涉，把他作為皮達科夫等人的同案犯引渡回蘇聯交付審判。

托洛茨基的這一挑戰，實際上是拿出自己的生命去作抵押。要知道，如果強大的鄰邦真的提出引渡要求，弱小的挪威政府未必就敢拒絕，更何況這還是托洛茨基主動提出來的。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斯大林不敢引渡托洛茨基。他很清楚，按照法律規定，要引渡就先得讓挪威法院審查托洛茨基的罪名，那樣一來，挪威法院就會徹底調查皮達科夫是否真的去過奧斯陸，說不定還要附帶查查有關“布利斯托裡飯店”的醜聞。顯然，斯大林是絕不會允許把自己的偽造罪交給挪威法院去審理的。對於他來講，最好的辦法不是把托洛茨基引渡回國，而是向國外派出刺客——讓托洛茨基永遠沉默。

皮達科夫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義務。他極其痛苦地忍受著公眾的蔑視，踐踏著自己光榮的過去，只求以這些犧牲為代價，去拯救自己的親人——妻子和兒子的生命。

他，也同其他被告人一樣，在審判庭進入合議室製作判決書之前，獲得了“最後陳述”的機會。他的陳述很短，但其中有幾句充滿悲愴和深情的話，卻永遠刻在我的腦海裡：

“法庭判處的任何刑罰，對於我來講，都比不上坦白本身給我的懲罰一再過一會兒，你們就將宣讀你們的判決；現在站在你們面前的我，是多麼骯髒已經失去了自己的黨，自己的家，失去了自己。”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判處了十七名被告中的十三人死刑。在這十三個人中，包括皮達科先、謝列布里亞科夫和其他幾位列寧的親密戰友。他們都是在內務部大樓的地下室裡被槍斃的。

皮達科夫被殺害後的第三個星期，報上登出訃告：重工業人民委員謝爾哥·奧爾忠尼啟則因心臟麻痺而突然死亡，享年五十歲。奧爾忠尼啟則的葬禮異常隆重，中央委員會還要求全國各級黨組織召開追悼會，對“斯大林的忠實戰友和同志，鋼鐵般的人民委員”的逝世表示應有的哀思。

大約兩個月後，一名押送外交郵件的信使從蘇聯來到西班牙。這個小夥子是剛調來當外交信使的，過去在內務部特務局工作，身強體壯，有一張厚顏無恥的面孔，一頭蓬鬆的黃髮，象乾草堆一樣。到西班牙後，他與一位老朋友相遇，而後者正是我的部下。他倆談了沒多久，我的這位部下就急匆匆地跑來找我，非常秘密地對我透露了好些剛從那位信使口裡聽見的秘聞。例如，內務部特務局似乎已掌握了證據，證明當時《真理報》駐西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