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簡直荒唐到了驚人的程度，使人覺得這些可惡的捏造必曾因其荒謬透頂而不攻自破。但是。如果留意到這些人的被指控的全部罪名直到細枝末節都是捏造的，而且不是別人，正是斯大林捏造的，那麼，如此奇怪的現象在某種程度上也就可以瞭解了。這些人的“供訴”都經過了斯大林的親自審查和修改。

列寧在其“遺囑”中強調指出。斯大林的諸多缺點中最大的一個缺點就是粗暴。這一斷定是不無根據的。粗暴的確是斯大林內在的本質特點。他不僅對人粗暴，而且把這一惡習貫穿到一切行為之中。甚至那些從政治角度來看對國家是合理和必要的政策，經他一執行，也會由於他的粗暴而變得弊多於利。要舉例的話，僅僅指出農業集體化運動就綽綽有餘了。

莫斯科審判的全部過程，從製造有關陰謀集團的神話到分配審判鬧劇中的角色。都帶有斯大林的粗暴標記。當事情涉及到季諾維也夫、加米混央、斯米爾諾夫和托洛茨基時，斯大林的粗暴由於他對這些人的刺骨仇恨而變得更加瘋狂。這時。他忘掉了慣有的謹慎作風。理智和瘋狂的界限不復存在，現實和夢幻之間的鴻溝也被抹掉了。

內務部的頭頭們經常意識到斯大林各項指示中的荒謬之處，但又不敢違拗。其實，斯大林並非時時處處都不採納謀士們的意見。黨內人士都很清楚。在軍事方面，他對圖啥切夫斯基元帥的意見十分重視、在工業建設方面，經常採納皮達科夫的建議。在對外政策方面，特別看重李維諾夫的意見。但在黨內玩陰謀詭計和搞政治傾軋方面，斯大林卻自認為是最了不起的專家，根本不接受任何不同意見，甚至不能忍受別人向他提建議。

據我所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會議上選定了七名被告人，按他的意見，這七個人都應在法庭上被定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的領導成員。副人民委員阿格拉諾夫對把伊萬·尼基吉奇·斯米爾諾夫塞進這一“聯合總部”表示異議、他懷疑這樣子是否行得通。

“我擔心我們無法對斯米爾諾夫起訴，”阿格拉諾夫說。“因為這幾年他都蹲在監獄裡。”

“那就請您別擔心，”斯大林惡狠狠地瞪了阿格拉諾夫一眼，說道，“只要不擔心，一切就好辦。”

其實，更明智的做法應該是考慮一下阿格拉格失的意見。真的，斯米爾諾夫自從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被關進監獄後就再沒出來過，一直關到一九三六年八月審判開始。他根本不可能參加什麼陰謀活動。

但是，斯米爾諾夫以前曾是第一個要求執行列寧“遺囑”，把斯大林從黨中央總書記的位置上趕下去的人。當時，斯大林十分清楚斯米爾諾夫在黨員中的威望，也知道老布林什維克都很聽斯米爾諾夫的話。現在。斯大林鞏固了自己的陣地，就再也不能放開盼了多年的夢想——向斯米爾諾夫復仇，讓他嘗夠受審訊和上法庭的苦頭，然後再把他扔進死牢。

斯大林的固執和他那無論如何也要整治斯米爾諾夫的慾望，使維辛斯基在法庭上陷入十分難堪的境地，因為斯米爾諾夫絕對沒有參與陰謀的“現場證據”。為了使斯大林的這一捏造能具有哪怕極小的一點可信性，維辛斯基在起訴發言中聲稱：

“斯米爾諾夫可以推託說。我什麼也沒幹過．我一直在監牢裡。可惜，他這一託辭太天真！的確，從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起，斯米爾諾夫就進了監獄。可是我們知道，他在監牢裡與托洛茨基分子建立了聯絡，而且我們還發現了密碼，那是斯米爾諾夫在獄中用來同外面的朋友聯絡的密碼。”

然而，維辛斯基卻無法向法庭出示這些密碼。所謂斯米爾諾夫從獄中向外寄的信。一封也拿不出來。與他有秘密通訊聯絡的人，一個也沒傳喚到庭。維辛斯基甚至說不出，是監獄中哪一個看守幫助斯米爾諾夫把密信送到外面的。並且，也沒有任何一個被告承認自己收到達斯米爾諾夫的信件。

在國外。也未必有人相信這些身在斯大林牢房中的政治犯能夠與監外的同志寫信。蘇聯公民都知道這完全不可能。他們還知道，政治犯的家屬甚至在親人被關起來許多年之後也無法打聽到親人究竟被關在哪個監獄，也不知親人是死是活。

再說。與世隔絕的斯米爾諾夫，又能給監外的姆拉奇科夫斯基或季諾維也夫出一些什麼樣的主意呢？難道他會告訴他們，“不要朝斯大林的肚皮開槍，要打他的腦袋？”然而無人不知道，真正的陰謀分子是決不自以通訊方式來與身陷囹圄受到內務部衛隊嚴密監視的人討論恐怖行動計劃的。

儘管如此，斯大林仍然肆無忌憚地命令亞果達把斯米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