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袁採勸告殷實之家可以把財產分給女兒一些，因為今後如果發現兒子不中用，二老便可投靠女兒，甚至可以依靠女兒送葬、祭祖。嫁妝加強了姻親之間的紐帶，因為它可以在長時期裡成為雙方的共同財產。就像分家以後的兄弟可以共同擔任墓地和祠堂的繼承人，從而彼此牽制一樣，姻親可以透過分享嫁妝體現的共同利益保持他們之間的聯絡紐帶。

嫁妝是家產的一部分

由於嫁資前所未有地變得更具實質性意義，它成為財產轉移的整個體系裡難以駕馭的不利因素。按照中國的財產法，家庭裡所有的男人（父親、祖父、兄弟、兒子、侄子等等）都是產業的共同繼承人，這就意味著他們有權在分割財產時得到一份。一位父親或祖父當家時，他握有管理家庭財產的最終權力，包括決定買賣或典當財產。叔叔或兄長任家長時，他在賣掉或抵押財產以前，需要徵求不是自己子孫的家庭成員的同意。分割財產時，104應該遵循諸子均分的原則。女人在這種財產分割的秩序裡基本上被忽略不計，與之無關。無論是女兒還是妻子或寡婦，都不能像男人那樣分到一份。女人真的得到或可以控制財產時，那終究是一種缺憾，因為沒有合適的男繼承人。

這種財產轉移模式顯然不是整個故事的全部，因為家庭經常要為女兒的嫁妝花費大筆錢財。但是陪嫁多少，並沒有任何一種整齊劃一的思想和做法，個人做決定時缺少適當的參照。父親可以靈活、隨意地決定給女兒多少嫁資。陪送嫁妝的普遍化引起各種各樣知識方面的和法律方面的反響，不同的意見趨向於兩極：　一種意見支援女兒和妻子對財產的訴求，另一種則主張儘可能地減少。這麼分散、矛盾的意見使當代學者感到困惑，因為他們認定當時只能有一種法律和一種解釋法律的方式。但是，相互衝突的評價確實在和平共處，每一種意見都得益於對方。爭奪期待中的好女婿的社會力量抬高了嫁妝的價值，婦女對於嫁妝的訴求得到更多的承認，與此同時，被嫁妝制度所累的人則試圖改變它。僅僅從時間的角度，我看不出來一種意見何時轉變為另一種意見；相反，由於給女兒嫁妝的做法越來越普遍，兩種極端的意見都變得更明確了。

第六部分：嫁妝嫁妝　3

司馬光為嫁妝的盛行而煩惱。他的理想是幾代人同堂共居不分家。如果劃出一部分財產給女人做嫁妝，就會一次又一次地威脅幾代共居家庭的延續。因此他提出，妻子不應該把嫁妝視為私人財產，並引用《禮記》說兒媳應該沒有個人財產：“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甚至她得到的禮物也應當交給公婆，不能留給自己，即便是從前得到的禮物也不能留下。任何使女兒分享家產的建議都使司馬光厭惡。他提到一個同時代人的悲劇，此人已經發家致富，但是忽略了子女和孫子孫女的道德教育。他死後，不僅兒子們為家產打架，連“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自訐於府庭以爭嫁資”，給那個家庭徒增笑柄。

很難說有多少人與司馬光同樣顧慮重重。多數人似乎已經認識到未婚姑娘的命運幾乎完全取決於嫁妝，多次講到姑娘們失去財產後一落千丈的故事。沒有嫁妝的孤女——即便出生於官宦家庭——也會被迫淪為妾甚至於做婢女。劉府（約1040—1113以後）記錄了一個官員女兒王瓊奴的故事，她曾經錦衣玉食，105擅長刺繡而且會作詩。她十幾歲時父親被免職，返家途中父母都過世了。瓊奴的兄嫂掌握著大部分家產，因此她的未婚夫拒絕娶她，她現在一文不名。留在她身邊的一個老僕最終說服她給一位富官做妾。劉府描寫了瓊奴此時的慘狀，她經常被富官的正室妻子毆打。

大概由於沒有嫁妝的姑娘終將面臨悲慘的結果，宋朝法律為保護孤女免遭貪婪的兄弟、叔伯及其他繼承人的侵害制訂了保護條款。早在唐代，兄弟分家時如果有未婚的兄弟、姐妹或姑姑，都在分割財產以前給他們留出結婚的費用。未婚男子獲得均分的一份，此外還應得到聘財，未婚女子可以得到未婚兄弟聘財的一半做嫁資。這項規定在唐代可能來自於對實際情況的總結，因為那時候男家送的聘金應該超過新娘家的淨支出。在宋代，法律條令修改得與社會習俗更接近，所以南宋的判官引用法規判給“在室女”更大份額的家產。基本原則是未婚姑娘應該得到等同於兒子繼承的產業的一半，而不像唐代那樣，只不過是男人結婚費用的一半。這個公式意味著如果一家人有一個男孩、兩個女兒，都不曾結婚，男孩可得到一半家產，女孩各得四分之一。

法官們監督著分割一份家產時，他們會列舉女得男之半的條款，但是在實際操作上又不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