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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懷有疑問，我還是逐漸開始收集本書使用的零散、片斷的史料。我最初的目標是寫一本關於婚姻的學術專論，而且我寫了幾篇有深度的考察婚姻特殊側面的文章。1990年，我終於可以全力以赴寫作本書，我決定放棄專論，準備廣泛考察婚姻塑造婦女生活的方式。進行全面的研究既有挑戰性又令人興奮。正常情況下，當我寫給史學同行看時，我可以把精力限定在史料完備的儒家思想和財產法這類問題上，但是現在為了全方位的理解，我必須介入難以捉摸的性傾向、嫉妒和社會性別象徵主義等領域。

嘗試認識更廣闊的總體史使我對研究已經比較成熟的課題產生了新的洞察力；然而，有一個代價就是要使每個專題的論述都不長。用50頁而不是5頁或10頁來處理如離婚、寡婦再嫁或親戚之間聯姻這類專題，當然就有餘地做更細緻的分析。但是本書很快就寫到難以控制篇幅的部頭，因而未能為初衷服務。因此我不得不寄希望於我對重大問題的簡約將激勵精力充沛的學者們展開更全面的考察。

由於致力於將更大的整體歷史納入研究焦點，我發現糾纏不休的不知從何入手的問題得到了部分的解決。由於強調語境和婦女的參與，我感覺我能給予婦女應有的描述，同時又不背叛我對歷史複雜性的認知。宋代婦女生活的語境既包括權力的結構，也包括幫她們給自己定位於這些權力結構之內的觀念和符號。它嵌在歷史之內，其特徵由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程序塑造並反過來影響那些程序。家族和社會性別體系畢竟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強調婦女的能動性意味著把女人看作行動者。正如男人一樣，女人佔有權力大不相同的位置，她們做出的選擇促使家庭和家族體系更新併產生細微的變化。對現存史料的解讀可以把以下內容擺在顯著位置：　婦女回應那些向她們開放的機會，並且或順應、或抵制那些圍繞著她們的機會。

今天的大學教授們不可避免地受惠於那些使他們有時間和資金進行研究和寫作的人們。本書包含的研究始於1983—1984年，是年我在普林斯頓度過，得到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中國研究委員會和社會科學理事會的支援。伊利諾伊大學研究部多次提供資助聘請研究助理。謝寶華（Bau�hwa　Sheieh）小姐在寫作初期、來秋月（Chiu�yueh　Lai）小姐在後期給予幫助。伊利諾伊——淡江大學交換專案獎金使1990年夏天在臺灣的研究成為可能，東亞和太平洋研究中心提供了製作圖片的費用。伊利諾伊大學高等研究中心的獎金使我有時間在1990—1991年專心寫作。那一年我在京都大學人文學部逗留6個月，那兒是蒐集資料、反思更大課題的好地方。

內闈自序我的謝意不僅給予這些研究所，還獻給慷慨地付出時間和參考意見的同事們。孟久麗（Julia　Murray）在圖片、弗蘭西絲卡·佈雷（Francesca　Bray）和盛餘韻（Angela　Sheng）在婦女的紡織活動方面給我建議。伊利諾伊大學的同事——周起榮（Kai�wing　Chou）、託瑪斯·　黑文（Thomas　Havens）、桑亞·邁可（Sonya　Michel）和羅納德·　託比（Ronald　Toby）——在短時間內閱讀了校對稿。我特別感謝所有閱讀過全部初稿的朋友：　賈志揚（John　Chaffee）、費俠莉（Charlotte　Furth）、皮特·格雷戈裡（Peter　Gregory）、金滋炫（JaHyun　Haboush）、高彥頤（Dorothy　Ko）、曼素恩（Susan　Mann）、馬伯良（Brian　McKnight）、恩·瓦特納（Ann　Waltner）和羅賓·瓦特森（Rubie　Watson）。他們指出哪兒該多交代些背景，哪兒自相矛盾，哪兒應更有力地展開自己的觀點，這些使我的陳述更清晰。我也感謝用發言和論文回應本書覆蓋的問題的人們，他們是斯坦福、戴維斯、拉特格斯、哈佛和華盛頓大學研討班的參加者，京都大學古代中國研究組、東京中國婦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