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母的姐妹或親生女兒，顯然不可思議，因而法律沒做規定；但是如果發現有這種事，可按照十惡不赦之罪處理。⑦

在所有可能犯亂倫罪的人當中，宋代史料經常提到的只有兩類，多半因為他們是最可能招來嫌疑的男人：　與父親的妾或與兒子的妻。從法律上看，這兩種都是最嚴重的罪，如果男方沒有強迫女方的嫌疑，雙方都判死刑，如果使用了暴力，男的判死刑，女方免罪。從我們已知的中國家庭生活的安排看，陷入這類猜疑之中是不奇怪的。因為男人經常弄來比自己兒子還年輕的女人做妾，外人肯定會猜想這些女人可能更喜歡兒子而不是老子。又由於四五十歲的男人對十幾歲、二十出頭的姑娘往往格外具有吸引力，鄰居們無疑會猜測為兒子娶進家門的新娘會怎樣想。與父親的妾亂倫，在法律上和與兒媳一樣重，但是顯然不會像後者那樣激起強烈的憤恨。蘇轍（1039—1112）甚至提出官員應該回避調查這種事，因為經常發生，如有人因此獲罪而另一些人沒有，那就很不公平。⑧

公公/兒媳之間的亂倫就更麻煩。即使人們都希望新娘避免與公公不必要的接觸，但是又不可能完全避免，一般會要求兒媳侍候公公的飲食起居，在他生病時照顧他。這樣，亂倫的事就可能發生。暗指亂倫之事的說法通常有“新臺之事”或“河上之要”、“燕婉之求”，都出自《詩經》，長期以來解釋為對衛宣公的批評，衛宣公在黃河邊建了一座塔，把兒子的新娘帶到那裡，強迫她與自己交合。⑨

第十五部分：通姦　亂倫和離婚通姦　亂倫和離婚　2

253《名公書判清明集》裡的幾個案例表明兒媳要想制止公公的無理要求是多麼困難。判官胡穎（1232年中舉）看起來一點也不同情指控他人亂倫的人：

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黃十為黃乙之子，縱使果有新臺之事，在黃十亦只當為父隱惡。遣逐其妻足矣，豈可播揚於外，況事屬曖昧乎！符同厥妻之言，興成婦翁之訟。惟恐不勝其父，而遂以天下之大惡加之。天理人倫，滅絕盡矣！

然後胡穎判打黃十100杖、他妻子60杖。

第二個案子中，兒媳本人提出指控，但是胡穎重申了同樣的原則：

婦之於舅姑，猶子之事父母。孝子揚父母之美；不揚父母之惡。使蔣八果有河上之要，阿張拒之則可，彰彰然以告之於人，則非為尊長諱之義矣。況蔣八墓木已栱，血氣既衰。豈復有不肖之念？

這樁案子裡的兒子已經帶著妻子離開了父親家。在胡穎看來，兒子的行為比父親可能做的任何事都還要壞。胡穎下令打他60杖，並立即回家贍養父親。兒媳被判充軍，配給一個幸運計程車兵。

第三個案子，雖然胡穎並不懷疑指控之事，但仍下不了決心懲罰男主角。審問過雙方以後，他認為多半是李起宗有罪。遂決定不對主犯用刑以逼迫他們認罪，因為他知道女人不能像男人那樣撐得住。但他還是認為散佈這樣嚴重的指控完全不合適。因為兒子必須休掉父母不喜歡的媳婦，就應當忘記與妻子的“偕老”之願，把她送走。胡穎命令媳婦的父親把她嫁給別人。

可以看出來，被虐待的兒媳要想從官府討回公正有多難，受害女性的親屬多半會自己解決問題，把她從丈夫家帶走——那就是說，他們能想到的就是像胡穎判決的那樣。在一個類似的案子裡，受害女人的父親悄悄地把她嫁給另一個地方的別人，254然後對外說她失蹤了。當公公要求兒媳回來時，判官（不是胡穎）拒絕了，說：

胡千三戲謔子婦，雖未成奸，然舉措悖理甚矣，阿吳固難再歸其家。然亦只據阿吳所說如此，未經官司堪正聽。而其父吳慶乙受其兄吳大三之教，遂將阿吳收匿。背後嫁與外州人事，乃妄經本司，訴其女不知下落，設使根究不出，豈不重為胡千三之禍？揆之以法，合是反坐，吳慶乙堪杖一百，編管鄰州。若妄訴一節，亦是吳大三所教，則吳大三當從杖編管，而吳慶乙可免。帖縣追吳大三根究，解從本司施行。阿吳若歸胡千三之家，固必有投水自縊之禍，然背夫盜嫁，又豈可再歸胡氏之家。名不正，則言不順，本縣責付官牙，再行改嫁，所斷已當，此事姑息不得。胡千三未經堪正，難以加罪。如再有詞，仰本縣送獄堪正其悖理之罪，重作施行，以為為舅而舉措謬亂者之戒。

就像女人很難證明自己是受害者一樣，男人同樣很難證明自己無罪。1045年，高官兼學者歐陽修（1007—1072）被姐姐的繼女控告亂倫後，身陷囹圄，兩次審訊中惟一有力的證據就是女方針對他的說詞。他的罪名最終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