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報，電報上說他在飛機被擊落後失蹤。收到電報的時候，格雷迪的姊妹貝蒂·哈克貝里當時也在場。“電報送來的時候，只有父親在家，”她說，“當時母親並不在家，她去了教堂，所以父親便給教堂的迪威特·莫勒裡牧師打電話，牧師告訴他說她正在為兒子祈禱。”

格雷迪的母親正在兒子非常需要她的地方。

她正在教堂裡為兒子祈禱。

1945年2月26日（星期一），父島上還有三名飛行員沒有被殺。弗洛伊德·霍爾當時正押在堀江少佐那裡，而話務員吉米·戴伊則正坐在一輛小車裡，車正沿著蜿蜒的山路向夜明山頂進發。

當時日本海軍夜明山無線電臺有兩大任務：一是負責東京和太平洋地區日本駐軍之間的軍事情報的聯絡；二是竊聽美國的軍事情報。當時由於日本的無線電裝置較差，所以在東京根本無法做這兩件事情。而在一片荒無人煙的島嶼上建立一個無線電聯絡站是很有必要的。而此時吉井大尉希望吉米能夠幫助他們破譯截獲的美國情報密碼。

吉井大尉也許還有另外一個動機。在父島上，海軍和陸軍兩個軍種各自履行不同的使命，因此他們之間很少有什麼交往。可在海軍當中吉井大尉卻和陸軍有些聯絡，因為他在陸軍部隊中有個朋友，雖然他的那個朋友是個聲名狼藉的人。

“的場少佐算的上是吉井大尉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一位駐紮在夜明山上的海軍軍士說。這位陸軍少佐和海軍大尉之間之所以建立了友誼，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倆都熱衷於在兩軍之間搞些活動：他們都喜歡喝酒，也非常喜歡在陸軍指揮部和夜明山上舉行宴會等。事實上，他們在性格上也有很多相同之處。“吉井大尉根本不把我們常人當人看待，”一位曾經在大尉手下服役計程車兵如是說，“他在幹一件事情時，從不考慮其他的事情，也從不考慮別人的感受。他簡直就是個暴徒，是個暴君。”

少佐和大尉兩人在一起喝酒時，大尉接受了少佐的殺戰俘並吃人肝的提議。“當時大尉和其他的一些軍官在飯廳裡吃飯時，我聽到他們談及吃人肉的事情，還聽到他們說吃人肉就好比是吃藥。”大尉的勤務員後來這樣說。

吉米被帶到吉井大尉的辦公室，辦公室坐落在夜明山頂無線電臺附近。吉井大尉只會說日語，因此需要無線電臺的海軍軍士玉村做翻譯，他是當時無線電臺會說英語的幾名士兵之一。

玉村於20年前出生在美國的舊金山，其父親於1906年便離開了日本，後來在格蘭德街經營一家小商店，並且還是當地商人聯合會的主席。造價3500萬美元的金門橋在1937年5月建成通車時，玉村就步行走過了那座橋，但他那年年齡還小，並且後來在美國呆的時間也並不長。

“玉村；你要是在美國讀完大學的話，你身上美國化的東西就太多了。”他記得父親當時這樣對他說。後來母親把他帶回故鄉大阪，在那裡他念完了書，然後便思考一輩子該幹什麼事情。玉村還對我說：“當海軍似乎要比當陸軍安全得多。”

後來，他在海軍的一所通訊學校裡做文職人員。當要被派往海外時，他說自己想繼續做文職人員。“玉村，你難道不知道我們能活著回來的機率有多麼低嗎？”他記得有一位老兵曾這樣對他說，“‘你不會再活著回來的，所以你應該做名海軍軍士，這樣也好為你母親賺些養老金。’所以我後來就做了名海軍軍士。”

玉村於1944年3月抵達了父島，到那時他已經在吉井大尉手下的夜明山無線電臺服役了11個月。“吉井是一名真正的海軍，”玉村說，“我歸他領導，但我當時年紀非常小，小的都可以作他的兒子了。他也把我當兒子看，而我也把他當成父親一樣的人物。”

由海軍軍士玉村給做翻譯，吉井就得以盤問吉米了。“我們得知他來自美國駐附近地區的特遣部隊，”玉村說，“吉米告訴我說他來自“本寧頓”號航空母艦，並說了他們離開珍珠港以及後來離開利西環礁島的日期，最後告訴了我們他的名字和職位：吉米·戴爾，航空兵三等話務員。

玉村記得吉米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他個頭兒很高，膚色白皙，頭髮黃黃的，上衣穿著一件皮夾克，褲子是深藍色的，腳上穿著一雙膠鞋，還帶著一條絲制的白圍巾。

吉井大尉讓玉村把戰俘帶到無線電臺聽截獲的美國情報。“聽完後，向我們彙報你聽到了些什麼情況。”大尉命令道。

可是吉米在當時不可能從中聽出什麼東西。他雖天性愉悅，卻已很長時間沒有高興過了。吉米當時19歲，遠離了家園，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