澡身浴德”》。曾國藩列二等第四名。至此，他才最後透過了仕途上層層的八股制藝考試。六月初二日，他六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擢次如此之快，連曾國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於十七日寫信給祖父說：自己“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惶悚實深”。話雖然這般說，實際上他卻按捺不住內心的激情，同一天，給叔父母寫信說：“常恐祖宗積累之福，自我一人享盡。”

第二天，又給在家的三個弟弟寫信，不無自負地說，“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近來中進士十年得閣學者，惟壬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嚀諸弟說：“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癬疾亦愈，且驟升至二品，則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另外，曾國藩認為，在溫室中培養出來的道德修養畢竟是十分脆弱的，只有在激烈的矛盾衝突中仍能保持高潔的操守、圓融的處事手腕，才是一個人道德修養的真境界。這個問題，在曾國藩投筆從戎，親自領導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反映得極為明顯。

1857年，曾國藩在軍事上受挫、心灰意冷時，父親死去的噩耗又傳到了，曾國藩便立刻率曾國華、曾國荃回籍奔喪，大有急流勇退的意思。

此次曾國藩棄軍奔喪，已屬不忠，此後又以復出作為要求實權的砝碼，這與他平日示人的理學家面孔大相徑庭。因此，招來了種種指責與非議，再次成為輿論的中心。朋友的規勸、指責，曾國藩還可以接受，如吳敏樹致書曾國藩，談到“曾公之事，暴於天下，人皆知其有為而為，非從其利者。今賊未平，軍未少息，而疊遭家故，猶望終制，蓋其心誠有不能安者。曾公誠不可無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訛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摺中常以不填宮銜致被旨責，其心事明白，實非尋常所見。”

第一部分：養　心修身課程——十二條課程　終日惕厲（4）

好朋友羅汝懷也寫信給曾國藩，指責他不應不分輕重緩急，“夫奪情之事，本出於變，而變之中又有輕重緩急之辨。且夫喪服者一身家之私事，喪亂者天下之公憤。人臣之身既致，且不得自遂其私。至並喪制而奪之，必事勢之萬無可已。故其事不及於位卑任輕之人。今以九重綺畀，四海屬望，而下同鄉閭之匹士，固守經曲之常軌，一再曰：‘兩次奪情，從去所無’，豈足以為解手”。最令他難堪的是“左宗棠在駱秉章幕中，肆口詆譭，一時譁然和之”。曾國藩自知心虧理缺，無法辯解，只能忍耐。但左宗棠的所作所為，卻使他一直耿耿於懷，在其後談及此事時，仍感憤懣，“我生平以誠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曾國藩憂心忡忡，遂導致失眠。朋友歐陽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為他薦醫生診治失眠，另一方面為他開了一個治心病的藥方，“岐、黃可醫身病，黃、老可醫心病”。歐陽兆熊借用黃、老來諷勸曾國藩，暗喻他過去所採取的鐵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頗。

自率湘軍東征以來，曾國藩有勝有敗，四處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於沒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實權所致。同時，曾國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養方面也有很多弱點，在為人處事方面固執己見，自命不凡，一味蠻幹。後來，他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談到由於改變了處世方法所帶來的收穫：“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大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因此一年以後，當他再次出山時，他則變得善於應酬，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認，“餘此次再出，已滿十個月。論寸心之沉毅憤發志在乎賊，尚不如前次之志；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於本日完畢，則遠勝於前”。以前，曾國藩對官場的逢迎、諂媚及腐敗十分厭惡，不願為伍，為此所到之處，常與人發生矛盾，從而受到排擠，經常成為輿論諷喻的中心，“曾國藩從宦有年，飽歷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氣，蓋已稔知之。而慣嘗積不能平，乃變而為慷慨激烈，軒爽骯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怨尤，叢譏取戾”。

經過多年的實踐，曾國藩深深地意識到，僅憑他一人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