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帶著曾國藩到距家6裡的九峰山古鑼坪定慧庵去讀書，早出晚歸。從此，曾國藩路過神王廟時，常把當作馬騎的竹棍繫上繩子，放在神王肩上，氣憤地說：“搭幫你，我到山衝裡讀書去了！你好好把我的馬看著，如果我的馬走了，定不饒你！”曾國藩生成一對三角眼，似閉非閉，個性內向，有什麼事，常在心裡打圈圈，因此，人們又給他取了個外號，叫“閉眼蛇”。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已滿19歲的曾國藩，與10歲的弟弟國潢去衡陽唐氏家塾，跟汪覺庵學習。國潢伶俐，有問必答，甚得塾師歡心，常被誇獎，而曾國藩沉默不好言，塾師對他的詩文只用“也好”二字敷衍。一天，曾國藩背書不流暢，塾師訓斥他說：“你這個生成的蠢貨，一副戳牛屁股的相！你將來要是有點出息，我給你背傘！”誰知，這句氣惱時的話，曾國藩始終記在心中。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他在京城參加會試，高中進士，還鄉拜謝老師汪覺庵時，特地帶了把傘，進門便放在汪家的神龕側。後來告辭，起身便走，剛到槽門口，突然對送行的汪覺庵說：“我忘了帶傘。”汪覺庵連忙雙手攔住說：“曾大人在此稍候，等我去取來便是。”汪覺庵取了傘再來時，曾國藩不冷不熱地說：“謝謝汪師，今天給我背傘了！”汪覺庵猛想起往年的話，半晌哭笑不得，只有長揖而已。

可見，曾國藩在少年和青年時與普通人一樣，也是斤斤計較，睚眥必報的，但是，與一般人不同的是，曾國藩並不是長期沉溺於此，而是十分注重自己道德品行的提高，而具體運用的方法就是自我反省。曾國藩年輕時，有一天到陳岱雲住處，與岱雲談論詩歌。曾國藩“傾筐倒籮，言無不盡”，他把自己看到的，聽到的，想到的，一股腦地全部吐露出來，一直到半夜才回家。到家後，他就後悔了，自己這樣天天沉溺於詩文，而不從戒懼、慎獨上切實用功，已經自誤了，難道還要以此誤人嗎？

第二天，馮樹堂來訪，於是他把陳岱雲約來。三個人聊備酒菜，暢談起來。馮樹堂與陳岱雲都很節制，只有曾國藩高談闊論，無休無止。所談的內容仍然是昨天晚上的話題，然而曾國藩卻反反覆覆，沾沾自喜。朋友散後，曾國藩又檢討起來：忘記了韓愈《知名箴》中的訓告，只重視外表，而輕視了內修，誇誇其談，幾乎成了自己的惡習啊！曾國藩的長處就是他能反省自己。

曾國藩不僅注重自我反省，而且特別注重聽取朋友的意見，從他們的建議和評價中獲得自己道德修養的努力方向。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國藩的好朋友邵蕙西當著曾國藩的面數落了他幾件事：一是怠慢，說他結交朋友不能長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為是，說他看詩文多固執己見；三是虛偽，說他對人能作出幾副面孔。

蕙西的話雖少，但件件是實，句句屬真，直截了當，鋒芒所向，直指曾國藩的病處。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我有朋友，直率啊！我每天沉溺在大惡之中而不能自知！

這事給曾國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記中寫道：我對客人有怠慢的樣子。面對這樣的良友，不能產生忌憚的心情，拿什麼來吸取別人的長處？這是拒友人於千里之外啊！接待賓客尚且如此，不必再問閒居的時候了。偃息煙火，靜修容顏又怎麼說呢？

朋友有了過錯，蕙西不指出來，那是蕙西的過錯；朋友指出了過錯，曾國藩不改正，那是曾國藩的過錯。現在是一個直言不諱，一個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書集註》中所說的：責善朋友之道也。

曾國藩既有邵蕙西這樣的諍友，也有吳竹如那樣的摯友。同年二月的一天，吳竹如與曾國藩促膝談心，談到他平生的交往，把曾國藩以知己相許，他說：“凡是閣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許諾下的言語，信了它就足以滋長您自以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負了您相知相許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終懷著恐懼的心理。”幾句話，不溫不火，不惱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國藩曾記下了他的感受：聽了吳竹如的幾句話，我悚然汗下，竹如對我的敬重，簡直是將神明收斂在內心。我有什麼德行能擔當得起呢？連日來安逸放肆，怎麼能成為竹如的知己？實在是玷汙竹如啊！

但是，有了在道德修養上努力的方向和行動，並不意味著曾國藩立刻就成了聖人，恰恰相反，我們從當時曾國藩的一些家書中可以發現，曾國藩也曾是一個很小氣的人，也會為自己升官發財而沾沾自喜。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四月，曾國藩參加翰詹大考，題為《遠佞賦》，以“請問下民常厥德”為韻；《君子慎獨論》；《賦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