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毫無結果的辯論被一道訊息蒙上了陰影：託布魯克的堡壘被佔領了。人們擔心，德國第二軍可能突破高加索，同正在巴勒斯坦的阿爾馬吉當平原上挺進的“非洲軍團”會合。隆美爾的攻勢威脅著中東，為了支援反擊這一攻勢，總統毫不猶豫地答應由海路提供坦克、槍炮和彈藥。導爆線和醫藥用品將從一條穿過非洲的新航線運來。為幫助守衛埃及，他甚至答應在需要的時候派遣一個美國裝甲師。四十八小時之後，當丘吉爾越過大西洋開始回國的長途飛行，準備親自處理這一危機並面臨議會的另一次不信任投票的時候，越過英吉利海峽進攻歐陸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然而有一點已經是很明顯的：向中東緊急派遣護航運輸船隊的必要性，將會嚴重削弱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重大行動計劃。

七月將不會為在北非被緊緊追趕的英國陸軍帶來喘息的時間，隆美爾的裝甲部隊緊逼阿拉曼。在俄國，馮·博克將軍的南方軍橫掃克里米亞，準備進攻羅斯托大和斯人林格勒。德軍的節節勝利再度引起了人們的擔憂：由於紅軍瀕於失敗的邊緣，日本可能已經決定現在是進攻西伯利亞的時候了。“魔術”截收到的柏林與東京之間的密電和日本駐南美領事館發回的電報，都表明日本的戰爭活動馬上就要擴大。總統擔心這可能是蘇聯遭到徹底失敗的最後一次打擊。但是，軍事情報處“特別行動小組”的一份報告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華盛頓的憂慮，這份報告重新研究了證據，斷定日本的外交攻勢是一個“陰謀”，它具有“東方人的詭計”的各種特點，這個估計很快被證明是準確的，是對艾爾弗雷德·麥科馬克上校領導下建立的這個機構所進行的秘密情報戰的第一大貢獻。麥科馬克是紐約的一位著名律師，被任命為陸軍部長的特別助理，擔負的任務是吸收一批專家，全面估價和分析“魔術”截獲的情報，使美國免受珍珠港事件那樣的災難。卡特·克拉克被任命為上校，指揮“特別行動小組”，依靠在他領導下的部分最優秀的法律專家，他們按照英國情報機構的方式，對大量情報材料進行批判性的分析。英國情報機構正為“超級”情報小組分析德國埃尼格馬密碼機發出的密碼電報。

皇家海軍這時才開始摸索著分析和應用情報，真今人啼笑皆非，因為擔心“蒂爾皮茨號”可能出海活動的正是它。皇家海軍估計希特勒的這艘最大的戰列艦將要發起襲擊，決定疏散在七月的頭幾天裡北上前往俄國的PQ—17護航運輸船隊。當毫無辦法的商船遭到德國空軍的轟炸和潛艇的魚雷轟擊時，這艘戰列艦仍然停留在挪威峽灣裡。海軍部決定今後不再設法向蘇聯運送急需的援助。斯大林提出強烈抗議，華盛頓的參謀長聯席會議這才相信，只有立即在法國發動牽制性進攻，才能挽救紅軍的失敗。丘吉爾在七月八日致羅斯福的電報斷然排除了突然採取這種行動的可能性。他的藉口是英國陸軍沒有足夠的兵員和裝備，不能執行“大鐵錘”強擊作戰計劃。這個藉口激起美同陸軍參謀長的強烈不滿，他採取了不平常的行動，和美國海軍總司令一起遞交了一份聯合備忘錄，建議總統堅決要求英國人履行他們的義務，否則，“我們就要轉向太平洋，對日本進行決定性的打擊。”

對同盟國的作戰方向來一個“戰略大轉變”，向丘吉爾發出威脅這樣的主意是馬歇爾自己想出來的，但十五年以後他卻說“在我不過是嚇唬，金才真正想改變戰略”。不過這個主意馬上遭到羅斯福本人的反對。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二日，總統同他的參謀長們在白宮舉行了兩個小時的會議。會上氣氛緊張，爭論激烈，總統宣告他贊成派軍隊到北非，這樣既可幫助英國人，又能滿足他自己的政治要求：在當年年底之前使三百萬美國陸軍的大部分投入戰鬥。馬歇爾和金飛到倫敦進行激烈的討價還價。他們發現英國人毫不動搖地反對“大鐵錘”（跨海峽）行動計劃，在被丘吉爾稱作“戰略自然選擇”的一次討論會上，他倆沒有別的選擇，只得同意執行“體育家”行動計劃。

被重新取名為“火炬”的這個行動計劃，要求美國陸軍在當年秋天進攻北非，進攻歐洲大陸則被推遲。英國人只同意對迪埃普進行一次象徵性的襲擊，以便安撫俄國人。首相說他將冒險訪問莫斯科——“就象把一大塊冰搬到北極”——親自向斯大林解釋為什麼不能在一九四二年開闢第二戰線。

總統堅定執行他的“歐洲第一”原則，又一次解決了同盟國的戰略危機。“打敗德國也就意味著打敗了日本，甚至不放一槍，”他堅持自己的意見。馬歇爾沒有那麼樂觀，不過他抱有同樣的信念，儘管他忿忿不滿，覺得受到英國人的擺佈，不得不讓美軍從北非迂迴進攻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