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章　維新與革命

19　世紀60　年代清朝中興後數十年間，滿漢官員中的首腦人物致力於模仿並採用西方的裝置和制度，以加強中國的地位。這個“自強運動”曾由艾伯特？　福伊爾沃克、劉廣津（譯音，Kwang　Ching　Liu）等進行過研究。它是根據一條動聽的然而錯誤的原則來安排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彷彿是可以設法利用西方的武器、輪船、科學和技術來儲存儒家的社會準則，而不是把它摧毀。現在回顧起來，我們可以看出，後者是不可避免的：炮艇和紡織機器是常常帶著他們的哲學一起進來的。然而，l8660…1900年那一代的中國人死抓住那個令人灰心喪氣而只有他們自己懂得的陳詞爛調不放，認為中國跳半步便可進入現代。

自強運動

因此，中國的領導就開始在自強的口號下采用西方的武器和機器，不料卻發現他們自己被吸入一個無法抗拒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借用一項西方事物導致他們必須借用另一項，從引人機器進而需要引人技術，從引人科學進而需要引人一切學問，從接受新思想進而要改革制度，、最後從立憲維新進而走向共和革命。事實上，實行不徹底的西化，即只在工具上而不在實行西化，在許多保守派文人學士看來顯然是行不通的，他們因此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反對一切西方的東西。

自強運動的領導者就是那些曾經粉碎太平天國的儒士官員，如曾國藩和他的年青助手李鴻章（1823　一1901　年）。這些人設立軍火局，製造大炮和炮艇。他們支援翻譯西方科學書籍，傳播必須學用西法以謀自衛的思想。早在1864　年，李就啟奏北京，言洋人之能制服中國，在於仗其船堅炮利，沒有希望趕走他們，所以中國社會面臨著秦始皇統一全國（公元前221　年）以來最大的危機。李的結論是，為謀自強，中國必須學會使用西方機器，而這就需要訓練中國人材。這個簡單的道理，對於日本好鬥的人來說，早在1853　年佩裡到達日本之後就昭然若揭了。但是，中國的西化運動每一步都受到無知和偏見的儒家文人的阻撓。在那幾十年期間，日本正在迅速現代化，中國卻毫無反應，這使我們看到了歷史上一個巨大的差別。

中國的難處曾一再有例子可以說明。例如，為使中國人能接觸西方學問，在17　、18　世紀約有80　名耶穌會教士把四百多種的西方著作譯成中文，其中有一半以上是關於基督教的，約1/3是關於科學的。19　世紀初，耶穌教傳教士印行了約800種讀物，但幾乎全部是宗教著作或聖經譯本，主要譯成白話文，以普通人而不是以儒生文士為物件。在19　世紀最後1　/　3　的時間裡，曾國藩設在上海的軍火局裡有一名才華出眾的英國人傅蘭雅在中國學者合作之下，譯出了100　多種的科技著作，邊譯邊編訂出必要的中文術語。但是，所有這些著作的發行量有限，讀過這些書的中國學者似乎不多，而它們之能翻譯出版是依靠外國人或少數外事官員的主動精神，不是在皇帝指示下辦理的。

1862　年，北京成立了一所培養通譯人員的學院（同文館），作為政府機構以訓練年青人從事外交談判。這所新的學院由一個美國傳教士當院長，另有九名外國教授，它在總稅務司赫德的激勵和支援下，不久就有100　多名學習外語的滿漢學生。可是這一創新受到那些反對教授西學的排外文人的反對，為此必須大力加以辯護。辯護者不得不提出一個錯誤的理由說，“查西術之借根，實本於中國之天元，彼西土目為東來法中國創其法，西人襲之。”

中國儒士階級的利害得失，是同中國舊學息息相關的。他們對西學的嫉妒之深，可從第一個中國留學生的遭遇看得最清楚。這人叫容閡，於1847　年由傳教士帶到美國，1854　年畢業於耶魯大學。他在海外留學8　年回國以後，等了幾乎10　年才被曾國藩任用為購買機器的專使兼口譯和筆譯（通事與翻譯）。容閡關於派遣留學生出國的建議，直到他回國15年後才見諸實施。1572　年他率領一個教育代表團，帶著約120　名身著長袍的中國學生到美國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同他們一起去的還有幾位老式的漢文教師，教這些將來從事中國西化的人學習古文以備應考科舉，因為這仍是他們走入仕途的必要準備。容還有一位同僚是個迂腐學究，他的任務是保證學生不因與西方接觸而敗壞他們的儒家道德。到1881　年，派遣留學生的整個計劃終於被放棄了。類似的態度也阻礙了早期的工業化工作。守舊派怕修建礦山、鐵路和電報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