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亂髮動後迅即擴大，領袖們就引兵北伐，進入長江流域。官軍在湖南省長沙固守，但在其他地方都被擊潰或作戰略撤退。官軍“打勝仗”（這是官軍頭目照例必須向皇上奏報的訊息）的地點越來越接近北京。1853　年初，太平軍攻佔並焚燒武漢，以50　萬之眾開始乘船沿江而下。1853　年3　月，他們佔領了南京，定都該城。遠征部隊繼續往北推進，迫近天津不到30　英里，但未能佔領皇朝政權的象徵——北京。太平軍於是在長江下游建立基地，但起初沒有采取攻佔上海的措施。其後10　年間，雙方血戰多次，但官軍與叛軍仍相持不下。這樣大的一次叛亂為什麼發動得那麼快，時間拖了那麼長才宣告失敗，這自然需要一番解釋。但按今天研究所得，我們關於太平軍的思想意識和領導人員的情況能夠談得多一些，不細談關於它的實際施政情況。

太平教。洪秀全從教會翻譯的書籍，主要是從《舊約》　裡挑選基督教的一些原理來創立他的新教：獨一無二的、萬能的創世主，他所具有的一切人的精神父親的身份，禱告的靈驗，洗禮，守安息日，十誡，天國的報應，連同創世、洪水、從埃及出亡等故事。可是，他認為耶穌關於愛、寬恕和關懷鄰人等精神力量的教導沒有多大用處。洪自封為耶穌的弟弟、上帝的次子，是被上帝派到世間來建立新天堂的。這樣他就成為一個偽基督啟示的新源泉。

洪為了準備應試曾經讀了那麼多年的儒家經書，所以他在自己的神學裡表達的孔子，必然比耶穌社會準則來得多。據史文生分析，太平軍的傳道書裡夾雜著許多來自《論語）、（孟子》　以及其他中國古書中的引語，但往往沒有指出來源或者稍有改動。他們拋棄了基督教關於原罪的基本思想，贊成中國人關於性本善這個比較樂觀的信念，這當然使基督教的懺悔意義不那麼大了。太平軍重視許多傳統的道德觀念：必須保持基本的社會差別和關係，應當按照身份表現正確的行為，需要聽從天命，抱有大同理想。

最有意思的是他們對位記譯名的選擇，這對中國所有提倡一神論的人來說是個關鍵性的決定。早期的耶穌會教士決定把它譯成“天”和“上帝”，但在著名的“禮儀爭論”中，他們的敵手於17　巧年獲得教皇的贊同，譯為“天主”。19　世紀中葉的耶穌教各派教會對“上帝”和“神”兩種譯名始終相持不下，彼此的意見不可調和，以致他們終於出了《聖經》　的兩種譯本。洪秀全選用“天”作為主要譯名，因此他的天（Od　）就一下子具有中國的傳統意義，例如受命於天的“天”。由此可見，太平天國的宗教表面上具有基督教的架子，但這架子被他們歪曲，以適應他們的需要。他們的宗教文獻裡攙進了不少零零碎碎的儒家經典學說，但取消了像孝道這樣一個關鍵的因素。總之，他們炮製了他們自己的混合物。

狂熱是他們一下子取得成功的寶貴因素，這種精神一部分是由太平軍的另一領袖、？以前的燒炭工人楊秀清提供的。楊所受的教育比洪少，但在政治組織和軍事領導方面的才能比洪高明得多。他很早就具有直接從上帝獲得啟示的能力，因為在危難之際上帝常常透過他的口作出明確的指示。洪從來沒有找到這種能力，因此幾乎無話可說。楊領中軍主將，是上帝兼聖靈的第三個兒子，在1856　年被洪秀全謀殺前，執掌南京的主要大權。總起來說，有一件事似乎很明顯，並且也是各學派的中國學者共同指出的，即這次大叛亂的失敗主要是由於領導措施失當。儘管他們有沖天熱情，手下的信徒起初都樂於為他們效命，但洪、楊和其他領袖都被他們的宗教矇住了眼睛，不能建立一個有效的政府。這批客家領導者是一個少數集團的失意落魄的人。在南京他們就立即仿效以前各個朝代，建立貴族階層和六部，實行科舉，設定層層官僚機構，根據服飾和禮儀給這批顯貴中的各級人員規定各種節約的費用標準。但他們從來沒有對農村實行一套有效的民政和管理辦法，因此完全不能在各個村莊領導一次真正的社會革命。正如庫恩所說的，太平軍“實際上始終被圍困在城市裡”，而他們的敵人，即儒家的上層士紳則仍控制著農村，並終於動員了農村的力量來反對他們。

太平軍未能爭取任何一批儒士文人來參加他們的運動，總起來說這是他們政治失敗的主要因素。與此同時，他們未能與反滿的秘密會社、特別是三合會通力合作，其部分原因似乎是由於太平軍狂熱分子所奉行的“基督教”禮儀和信條，同三合會所奉行的來自中國民間宗教的儀式互不相容。例如，三合會儀式中使用字典裡所沒有的怪字，三合會員敬拜北斗，誦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