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頭上仍說有必要“在國民黨內部取得領導權”，這話除了支援斯大林以反對托洛茨基外，毫無意義可言。

1927　年9　月，中共遵照這條新的路線，在湖南舉行了秋收起義（由毛澤東領導），並佔領了華南港口汕頭達一星期之久。12　月，它在廣州發動了歷時四天的起義（“廣州公社”）。這些以及類似的努力都失敗了。1928　年6　月和7　月間，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有80名以上的代表出席。這是由共產國際精心佈置的一次會議，會上試圖制訂出一條新的路線。它一方面譴責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偏差，同樣也譴責陳的後繼者犯了左傾“盲動主義”偏差，造成了起義的失敗。新路線認為革命處於“兩個高潮間的低潮”，而鑑於新的“革命高潮”必將到來，中共必須為武裝起義預作準備。土地革命是整個中國革命的主要“內容”，但它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獲得成功。1928　年，斯大林竭力主張在城鄉一起進行組織上的準備工作和鬥爭，以爭取群眾的支援。以統一戰線接管國民黨的工作現在改為建立一個獨立的共產黨政權，作為部分地以農村蘇維埃為基礎的國中之國。這時年青的中共領導人散處在莫斯科、上海、江西和其他小根據地，它的組織已分散。要想取得一致意見是困難的。如理查德？　桑頓所指出的，莫斯科任命的新總書記李立三有他自己的奢望，他在1928　一1930　年間繼續執行早已導致慘敗的極端主義的武裝起義路線。他命令中共機構盡力組織城市工人，以便舉行政治罷工和武裝起義。他是想利用工會會員以達到黨的目標，而不是代表他們為解除經濟上的痛苦進行鬥爭。面對著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和“黃色”（反共）工會運動的競爭，李立三和他當時的盟友周恩來在工作上毫無進展。高潮並未到來，在城市裡更談不上。在1924　年，有2　/　3　的黨員被劃為無產階級，另有1/5被劃為知識分子。1930　年周恩來報告說，在12　萬黨員中只有大約2000人是產業工人。此時周反對李並又去莫斯科，那裡的共產國際開始對李的計劃表示擔優。另一方面，毛澤東起初對李的熱情表示同情；正如斯圖爾特？　施拉姆所指出的，這一時期開始出現了共產國際及其中國支部之間的對抗。1930　年夏，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軍隊與華南華北的軍閥進行了大規模的戰鬥。在這一動亂的局勢下，出現了李立三企圖以暴動奪取大城市的高潮。7　月間共軍攻佔湖南省會長沙的訊息成了頭條新聞，但沒有幾天就被趕走。接著李立三下臺，並去莫斯科“學習”（直到1946　年才在華北重新露面）。周恩來在承認他犯了“怯懦的機會主義”錯誤後仍留在中央委員會。這時在該委員會里主宰一切的，是新近從莫斯科受訓回來的一夥28　名“留學生”，他們清洗並重組了黨的機構，但發現他們在國民黨控制的城市裡活動困難，於是就想去接收農村裡的蘇維埃根據地。

中共頭10　年的成敗得失，反映了外來思想意識及其制度輸人中國並適應於中國之難。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中共領導是一種新事物，他們是一批職業革命家，經過長期的訓練，決心按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傾注全力進行組織工作並奪取政權。他們的黨不同於借用了類似的列寧主義結構的國民黨，所以該黨的決定性特點在於他們認定黨要作為一個思想意識的實體來發揮作用。從思想上說，領導根據推論的“辯證”理由確定的路線是可進可退的，在處於逆境時可因事制宜靈活執行，它總是犧牲個人，認為在整個事業中個人是可以犧牲的。在實際工作中，共產國際的指示在擬定時往往要提防斯大林在莫斯科的敵人，所以其中經常含有兩種可以抉擇的互相矛盾的辦法，這種使中國方面懷有野心的政策執行者可以曲解路線，以便在不可避免的爭權決鬥中擊敗他們的對手。

因此，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經歷了頭10　年的歲月之後，儘管統一戰線政策失敗了，卻在1931　年產生了一個列寧主義的黨。第二個10　年則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進一步與中國潛在力量相適應的時代。

毛澤東的興起

毛是湖南人，那個地方是中國民族主義的策源地，不僅產生了那批平息太平天國並於19　世紀印年代領導中興事業的儒紳將領，也產生了1911　年革命的一些領導人物，如孫逸仙手下的軍事指揮者黃興以及組織國民黨的宋教仁等。毛的父親只上過兩年學，成為擁有兩英畝田地的中農，最後則成為擁地三英畝以上的富農。毛從8　歲到13　歲上了五年小學後，就必須整天在地裡勞動，那時他同他父親就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