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分析了事態的進展過程。這短短的一章是根據他們的研究寫的，但也只能初步介紹他們研究的範圍和發表的見解。根據這些研究，我們還不知道中國的個人生活如何——個人有些什麼希望和憂慮，誰同誰好，老王和老張受了公開羞辱後的境況如何——但我們畢竟對公眾生活中的一些問題和為難之處，對政治積極分子中間缺乏私生活的情況，獲得一些印象。

革命的一個顯著的特點是道德和政治始終溶合在一起，因而政策上的錯誤就成為道德上的罪行。這是根據中國古代（儒家）的一種說法而來的，即人的行為是其品格的外部表現，理論和實踐應當是一致的，動機好而結果不好就是錯誤的。這種一元論在人民共和國也像在儒家帝王統治時代那樣起著作用，因為思想一道德上的權威和政治權力，在最高階是結合在一起的——先在黨的中央委員會，然後在偉大的領袖毛澤東的身上。按照中國人的這一觀點，理論與實踐，思想與行為是相互滲透和相互影響的。因此，當意識形態被應用於實際事件時，它就經常變動。它是個複雜的結構。階級鬥爭是基本的設想，所以階級成分是基本的尺度。矛盾是辯證衝突的本質：外部世界裡的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中國國內工業需要與農業的矛盾，本人身上“無產階級”傾向與“資產階級”傾向的矛盾，以及一切生活方面不計其數的其他矛盾。矛盾一旦被發現，便導致鬥爭，結果引起兩極分化，最後這些矛盾在一個新的統一體中得到解決，或者有得到解決的希望。但事實上一個鬥爭通常只會導致情況略有不同的另一個鬥爭，而其過程決不會終止，這種現象毛恰當地稱之為“不斷革命”，認為生活的道路就是如此。這同中國古代大同的理想有多麼明顯的差別，在這長期的努力中，經濟革命和社會革命起初是同步進行的，只是到後來才漸漸分道揚鋪了。

農業集體化

由於土改在1952　年底實際宣告結束，同時政府對城市和工業部門經濟加強了控制，北京才能在1953　年擬定實現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聯合計劃。要在物質上趕上西方，那就需要作長期的努力，把經濟工作嚴密地組織起來。這個過程將導致城市化。例如，上海不僅沒有像當初所建議的那樣縮小，而是已經接近700　萬人口。城市的膨脹會增加對農產品的需求。工業化又會增加蘇聯集團重要貨物的進口，而這又只能用出口農產品去支付。為了從農村經濟提取更多的東西（透過踐買貴賣），政府需要有一套真正集體事業形式的榨取機構。這些做法可能會降低農業勞動者的積極性，但似乎是強制積累財富並遏制在土地私有制基礎上重新萌生“富農”階級的惟一可靠辦法。合作社也是一種十分有效的手段，可以藉此利用農閒季節的閒散農民（包括婦女在內）從事造林之類的公共工程專案，或從事手工副業和傳播現代農藝技術。

合作化運動需要採用亞歷山大？　埃克斯坦所說的一種“高壓漸進手段”，需要對農民使用暴力以外的強制手段和各種形式的說服方法。推行合作化的初步決定，是在黨內討論後於1953　年12　月公佈的，它獲得效果的速度比預料的要快得多。到1955　年中期，有15％的耕地和農戶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它們已叫做“半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了），根據許多報告說，產量增加了10　％甚至更高。毛澤東花了幾星期的時間去視察各主要省份，瞭解當地的反應。在一次豐收的鼓舞下，中共中央委員會在並非沒有疑慮和反對的情況下，接受了毛的要求加快實現合作化的驚人建議，以便最後消滅富農、投機商人、田租以及農村生活中一切資本主義的傾向。這個大膽的計劃在熱心幹部的推動下，又一次完成得比預料要快——在一年之內，到1956　年中期，據報道已有90　％的農民（1？2　億農戶中約有1？1　戶）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此後馬上又要求他們走向更高階的社會主義農業，放棄他們在合作社裡的股份，在完全集體化的農場裡成為掙工資的農業工人。

由於中國人有把中央的計劃創造性地適應當地情況的傳統天才，新成立的高階合作社在規模上大小相差很遠，比方說從100　戶到2　功戶的都有，他們的自留地和房屋佔土地面積的2　％到5　％　，公共產量的印％到70　％　由他們共同分享。結果成立了約70　萬個新農業單位，而要把這些單位的生產搞好，即使懷有世界上最良好的意願，也需要有一段長的調整時期。農民的主動性是頭等重要的。這項了不起的推銷工作是怎樣完成的呢？有經驗的法國農學家勒內？　迪蒙曾在1955　年底訪間了43　個村莊，他指出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