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以前日本和西方曾獲得它的大豆、桐油和其他農產品，共產黨集團地區購取的數額不到總數的2　％。這時中國的貿易主要是同後者進行，而重視進口機器裝置等重要貨物。

對知識分子和幹部的鬥爭

“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動員全國力量，包括一小層為數約10　萬的技術、專業和學術界的“高階知識分子”，這些人過去大抵是傾向西方的。黨的領導人樂觀地相信，他們的領導和主張到這個時候已經把這群人重新教育好，“改變了他們的精神面貌”，並獲得了他們的支援；但黨的領導人也顯然感到關注，有一大群年輕幹部參加的黨的新機構已經使思想生活窒息，他們對待老知識分子專橫霸道。因此在1956　一1957　年發動了運動，來對付知識分子和幹部這兩個重要的部分。

1956　年初，黨在城市知識分子中發動了一次運動，以便保證他們對社會主義改造工作充分貢獻力量。為此就要設法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讓他們能接觸更多的外國書刊，有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和更多的主動餘地，同時讓他們在思想上“改造”他們自己，使他們能有大批人符合黨員的條件。1956　年5　月，開展了比較自由地批評幹部和官僚主義的運動，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權威口號。這不是要求人們自由發表意見的嚓亮的號角聲。批評不能越出不言而喻的界限，即必須完全忠於黨的最終決定的權威。這將是按照帝制時代“忠諫”式的御史傳統，而不像是西方的那種“忠於國家的反對派”，後者雖然仍舊忠於國家，但可攻擊現現政權的政策。

在盡忠的範圍內培養生動活潑的思想，這是一種巧妙的手法。匈牙利人在1956　年10一11　月鬧事和俄國對他們實行鎮壓時，中國正好也出現不滿的跡象。在這之後的1957　年2　月，毛在黨內發表了他那關於矛盾的學說：有些是“對抗性”的矛盾，如現政權與其國內外“敵人”之間的矛盾；有些則是“非對抗性”的，正常的並且是可爭論的，例如官僚與“人民”之間的矛盾。在這個範圍內，他顯然希望運用他那“團結一批評一團結”的方法，能使如何執行政策的“鬥爭”繼續健康而有節制地開展下去。正如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那樣，這辯證過程需要展開批評，然後再去對付它，讓極端的意見發表出來，透過公開辯論來加以處理，以便發現錯誤，加以糾正，也便於發現吹毛求疵的人並把他們改造過來。（“人民”中間的任何人，如果顯得吹毛求疵和懷有二心，便可列為“敵人”，加以壓服。）毛在3　月間估計，在500　萬左右的高階和普通知識分子中可能有1　％　到3　％的人是對馬克思主義抱有敵意的，而大多數人不過是需要從運動中獲得教育罷了。情況不久就會使他失望。

1957　年4　月宣佈的整頓黨的作風的運動，終於引起了知識分子積之已久的百花齊放的批評。經過一年的反覆邀請，知識分子和優秀的專業人員終於公開出現不滿情緒的驚人洪流，他們不滿中共的極權制度，以及它的思想、目的和方法。這種廣泛而根本性的批評在1957　年5　月使黨感到詫異和吃驚。過了五個星期就把它停下來了。

同時黨的中央委員會已經遇到了甚至更加嚴重的問題，即如何控制那批執行政策的龐大幹部隊伍的問題。發展工、農業的兩個運動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這股巨大的“社會主義高潮”不僅承擔了對物質條件的鬥爭，而且也承擔了在黨幹部的指導和敦促下對倔強的人物和人性的鬥爭。

這批積極分子隊伍的迅速成長，可以由黨員人數的增多表明出來——從1949　年的400萬增至1961　年的1700萬。此外還有共青團（1959　年約2000萬）和少先隊（1962　年約5000萬）。做黨的工作需要有這麼多的人，但他們大部分未經鍛鍊又缺乏經驗。有4　/　5　的黨員也許沒有受過中等教育。剛受過政治教育的年青幹部，雖然透過自我批評在學識上獲得了威望和當領導人的資格，但可能容易犯“盲目樂觀主義”、“教條主義”和“命令主義”，或者“保守主義”、“經驗主義”和“盲目機會主義”的錯誤，而不是透過討論、說理和說服的方式去向農民進行工作。幹部們聽了毛的思想見解和學習了黨的路線之後，發動起來是比較容易的，但要他們辦起事來能夠保持克制和明智，或者避免犯貪汙腐化和虛報情況的錯誤（這在過去已經根深蒂固地形成了官民關係的特點），就不那麼容易了。事實上，農業集體化過程的進展是不平衡的，當地曾發生相當大的磨擦，給上級的報告也是過於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