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來給美國的名譽抹黑。然而，甚至在這方面，也實現了一個附帶的目標，因為細菌戰的問題促進了全國的公共衛生措施。

在這一面是造成恐怖一面是激起愛國熱情的環境下，外國傳教士被檢舉為間諜，受到監禁或被驅逐出境。中國的基督教會發動了一個“三自運動”，即“自治、自養、自傳”運動，以擺脫外國傳教士的所謂“文化帝國主義”。不合作的教會領導人逐步被排擠出領導職位，一些不同外國聯絡的“本國教會”終於建立起來，給予中國基督教徒以一種從屬於共產黨國家的宗教C？三自運動割斷了外國的支援並迫使中國基督教領袖參加之後，終於在1958　年在每一地區把各派基督教會聯合起來。此外又成立了不受教皇控制的中國天主教會，而教皇的反應則是宣佈把它革出教門。這一切工作都是為了扭轉中國過去傾向西方的局面。類似的組織方案把穆斯林、佛教徒和道士都控制了起來。

少數民族如蒙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總共約54　個民族，只佔總人口的6　％　，但他們在戰略上相當重要，因為他們居住的地方佔陸地面積的60％，其中大部分是亞洲內陸的邊疆。特別是大約400萬的維吾爾族，他們在富於礦藏和石油的新疆是人口中的多數。人民共和國政府奉行蘇聯式的平等對待政策，強調各民族團結一致，同時在語言和風俗上鼓勵“文化自主”，開始像瓊？　德雷爾所說的那樣“做好事，交朋友”，以便在革命改造過程中獲得地方上的合作。

一般說來，為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構而發動群眾對某些型別的個人施加壓力這種做法用得越來越徹底了。隨著1951　一1952　年三反和五反運動的到來，這種努力達到了新的高潮。這些運動是組織得很完善的，並且是按標準的方法分成若干明確的階段進行的。

三反運動是針對政府部門、國營工業部門和黨內的官員的。那是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運動，顯然是想消除從國民黨接收過來並在1949　年以後迅速增加的龐大行政機構中的不良現像，並使其生氣勃勃。透過三反運動，可以用盡快培養起來的新鮮血液代替舊行政人員，使官員們掌握新的權力後不能高枕無憂，藉以把擴大了的官僚機構更徹底地置於中央控制之下。像許多大運動一樣，這個運動是在新政權下最先進的地區東北開始的。不久就組織起專門委員會和一套機構，來把運動推向全國，進行轟轟烈烈的檢舉、公“審”和宣傳。

五反運動一直進行到1952　年6　月，那也是同樣組織得很好和協調一致的運動，用以攻擊商人和製造業者，即一般的資產階級。它在名義上是反對行賄、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料，以及盜竊國家的經濟情報。僱員被授意控訴僱主，顧客控訴店主，城市工商界人士普遍受到審查。像在所有的運動中所表現的一樣，群眾被動員起來，成立了委員會，造成群眾積極主動、義憤填膺和熱心伸張道德；接著就是罪犯的坦白、認錯，以及對他們進行改造，或由於自殺、被處決而加以消滅，或送入勞改集中營。然而，這項反中產階級計劃的一個直接目的顯然是財政方面的。從工商階級擠出了大筆錢財，價值可能在10　億到20　億美元之間。從此以後，“民族資產階級”即那些同外國人沒有密切聯絡的小規模工商業家，靠政府的寬大而勉強存在：那些仍能繼續營業的，此後就徹底屈服於對私營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不斷壓力之下。（他們最後都被剝奪了財產，並於1956　年1　月放鞭炮，扭秧歌，順從地慶賀他們自己作為一個社會階級的消亡。）

政府的這一切手法排除了政權的許多敵人。強迫勞動營是自然的結果，它們是按照蘇聯的模式和中國古代的搖役傳統建立的。體力向來是這個國家的主要自然資源。在現代用400萬勞動大軍從事一項公共工程專案，像廣為宣傳的淮河大堤和水閘那樣，除了它的規模擴大和伴之以富於教育意義的精神鼓勵而外，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新發明。這時靠數量不足的配給口糧千強迫勞動的幾百萬中國人，是否比過去每年種田但通常捱餓的幾百萬人還要多，誰也不清楚。不同之處是，在使用簡陋工具的長期勞動中遭受折磨而慢慢消耗掉生命的現象，不管是按計劃進行還是偶然出現的，總是中國生活景象的一部分，不過這時組織得很嚴密罷了。

共產黨掌權前的中國在許多方面是中古式的和極為特殊的——不守時刻，缺乏公德和公共衛生習慣，把家庭放在社會之上，把個人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上，以及1935　年那場徒勞的新生活運動所譴責的一切不良態度和惡習。在舊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