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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的垮臺

中國從1946　到1949　年經歷了現代的幾次大戰之一。戰爭爆發時國民黨軍隊總共約有300　萬人，共軍約有l00萬人。美國從1941　到1949　年在貸款、物資和裝備方面給予國民黨政府的援助總數達60　億美元。國民黨軍隊純粹依靠兵力雄厚散駐各大城市，最後又得到俄國允許，進人了東北。無數因素使他們失敗：蔣手下的軍人不受文職人員的控制；戰後對軍隊按美國方式進行改組，增加了混亂；黃埔嫡系歧視地方將領和部隊，特別是廣西的將領和部隊。他們的戰略理論是用防禦手段堅守陣地，他們的本能是積儲軍需物資等待別人先行動手，他們的陣地戰術有時還由委員長從遠方策劃。貪汙、士氣消沉和開小差，不斷削弱了國民黨軍隊。共軍採取相反的戰術，在農村迂迴運動，從民眾中間補充兵員，破壞鐵路，避免打沒有把握的仗。他們在農村裡激發叛亂，接管了華北的其餘地區。著名的記者傑克？　貝爾登敘述了這種粗暴鬥爭的情景：把窮人組織起來反對享有特權的人物，使那些受丈夫毆打的婦女反對作威作福的男人，使年青人反對舊秩序。共軍的人員和武器逐漸增多，那些武器有的來自日軍在東北的儲備，有的是國民黨軍隊叛逃到共方時帶來的，有的是偷賣出來的和投降繳械的。到1948　年6　月，雙方的人數和槍炮數大致相等。1947　年冬，他們已經切斷了東北駐軍的退路。1948　年10　月，他們迫使這些軍隊投降，為數達30　餘萬人。這就為攤牌準備了條件。

力量的對比不僅在前線發生了變化，那裡共軍逐漸增多了美式槍炮和物資。由於通貨膨脹所標明的經濟崩潰，國民黨的事業也已在後方、在其城市基地從內部遭到了破壞。

遭敵人轟炸以及水災、火災、地震等自然災害雖具有破壞性，但可使公眾在共同的危險面前提高士氣，去協力戰勝困難。另一方面，惡性通貨膨脹使每個工薪人員窮困不堪，垂頭喪氣，因為它逐步破壞了政府的財政能力和公眾對它的信任。惡性通貸膨脹下的生活是慢性扼殺。工資和薪金永遠趕不上物價。傢俱、衣服和書籍都被變賣，換取食物。逐步嚴重的營養不良產生面板病、胃病和結核病。整個社會奄奄一息，而責任就在當權者的肩上。國民黨的軍事機器崩潰的時候，美國報刊把它作為頭條新聞大肆報道，但對以前10　年的惡性通貨膨脹卻沒有這樣報道過。

在1937　一1939　年間，自由中國的物價水平漲勢輕微。國民政府的貨幣仍通行全國；日偽鈔票於1938　年開始在北京發行，到了1939　才在南京發行。此後日本人掀起一場運動來破壞自由中國的物價穩定，同時重慶的開支則不斷增加，以致收入遠遠落後於支出。1941　年，財政收人只敷支出的15％，中央政府終於以實物徵收田賦。從實物田賦、政府專賣和間接稅得來的收人，暫時仍佔預算的30　％。政府捐稅、國內公債以及拋售黃金、勸募救國公債等措施，都不能遏制公眾的過剩購買力，因而證明是無效的。局勢每況愈下，物價每幾個月或幾星期上漲一倍。在1945　年9　月，紙幣發行額是1937　年7　月的465　倍。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提供了一個短暫的喘息時間，這時法幣又重新通行全國，但政府龐大的開支有增無已。南京指望靠它的軍事優勢迅速結束內戰，聽任其外匯儲備因支付進口的消費品和工業原料而日見減少。外匯起初並沒有認真地按定量供應，進口貨也沒有受到限制，因此資金外逃的現象相當嚴重。

為了打破惡性迴圈，1948　年8　月實行“幣制改革”，廢除了舊法幣，代之以“金圓券”。同時規定了物價最高限度，並以警察手段督察執行，私人手中的銀元和外幣被迫換成新紙幣，為內戰提供軍費。這樣，最反共的城市上層中產階級手中剩下的少許餘財被束縛在“金圓券”上；當金圓券在1948　年底崩潰的時候（物價在6　個月內最後漲了8　；　5　萬倍），平民百姓對國民黨事業最後剩餘的一點支援，也同金圓券一起化為烏有了。

兩個月的淮海大戰，是在隴海路以東、南京以北約100　英里的淮河流域的舊捻軍活動地區打響的。蔣委員長不聽參謀人員的正確意見，從尚存的200　個師中抽出約50　個師，在徐州周圍的平原上構築了堅強據點。他親自從南京指揮戰場上直到師一級的戰術行動。然而，共軍不僅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