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大，這是組織工作上一項了不起的功績。有人可能會說，他們只是繼承了中國的政治傳統，才能夠做到這一點。外國的榜樣和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不管是日本人的、西方的或蘇聯的，只能起刺激作用，不能提供實質性的幫助。如果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秩序是中國對外部世界反應的最新階段，那就會忽視問題的核心：中國的人口眾多，他們具有由來已久的強大沖擊力量，並且本來就賦有創造自己文化的天才。

1948　年冷戰開始時出版的本書第一版曾斷言，“舊秩序在中國的瓦解使該國有可能在”蘇聯或美國這兩個超級大國的“主要影響下進行改組”。多麼荒唐的話！中國已經走了它自己的道路。

新秩序問題

中國可能選擇的道路，各種事件必須流經的渠道，比我們能夠輕易想象到的更窄。人口壓力對我們來說是新的問題，但在中國卻是個老經驗。我們所討厭的官僚機構是在中國發明的。新秩序將不可避免地保留許多警察國家的特點，但在我們目前對群眾的生活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我們不應急於用這樣的話來概括一切。由於老一代革命者離開舞臺，擺在中國新領導人面前的首要問題之一是人們普遍渴望鬆一口氣和穩定下來。我們外界人很難體會，現代中國的一切事情變得多快。在過去一個世紀裡，發生在中國的劇烈變革比任何其他國家所經歷的要多，開頭是五次大叛亂，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70　年間涉及的世界每個大國的五次戰爭。中國人具有比別人更值得自豪和更與眾不同的傳統，對這種傳統崩潰的反應來得比較慢，受落後之辱的時間比任何其他大民族都來得長。我們在美國進展得很快，從使用馬匹、輕便馬車和煤油燈很快就發展到使用電視機、噴氣式飛機和導彈，但在這同樣短的時間內，我們並沒有拆毀並重建我們的政府系統和對外關係、我們的語言文字和學術內容，以及我們的整個社會。我們沒有懷著同樣自豪的心情迫切要求急起直追，也不曾企圖利用大躍進來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毛澤東的這種要求變革的狂熱迫切心情，使我們很想知道毛澤東是否將像他所欣賞的人物秦始皇或隋朝開國皇帝那樣，他們這些人都在短短的一段專制統治時期用暴烈的手段創立了新秩序，然後分別繼之以漢朝和唐朝的幾百年政權。

我們現在應該期待中國的革命放慢步伐，鞏固它的新秩序。當它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可以像莫里斯？　邁斯納那樣斷言，“毛身後時代的特徵，將是官僚統治持續’下去並主宰整個社會。”因此，毛的口號“為人民服務”能持續多久，將受到考驗。這也就是說，官僚政府要經常遇到信心和民心的問題。

使這個問題更加複雜的因素，是中國的政治組織異常龐大。以前從來沒有10　億人民生活在一個政權之下的事。做到這一點的秘訣何在，它是否能繼續存在下去，我們還不清楚。它當然必須要有某種程度的地區分權，還要有地區物質利益與中央意識形態利益之間的平衡，這樣做大概就可以使地區在物質上享受實惠，而中央則享有威望。同樣，黨內和軍內的團結必須根據黨指揮軍隊的原則維持下去。這樣一些程式涉及到蒙在一切事物上的神秘氣氛，涉及到中國人從事大規模組織工作所累積起來的才於，這是值得研究的事。在這龐大的政治組織裡同樣突出的一點是，中國人依賴倫理道德的程度甚於依賴法律，依賴有關道德的輿論勝過依賴法庭審判。如果用西方的說法，我們可以說有一種宗教信仰的因素給毛派的領導增添了力量，因此可以一直不公佈法典。

但每種制度都有它的弱點，即使有了新建立起來的法律程式和憲法對權力的限制，古代官僚主義的弊端還會伺機作祟，等待北京龐大行政機構的革命意志衰退。歷史上的先例很難令人鼓舞。中共不斷告訴幹部切勿“脫離群眾”，這正足以說明今天的政府仍然需要克服這樣一個歷史傳統，即帝制下的達官貴人可以叱吒風雲，高踞於主持地方事務的給紳之上。其結果是官吏遠比百姓優越，使他們自己成為法律的化身。他們的作用是左右百姓的命運而不是代表百姓，所以他們是憑個人意志施政的，要取決於官員本人的品格和責任感。如果他們營私，他們在政府內部的個人關係使他們有機會互相勾結，貪汙舞弊。這些行為常常組織得分外徹底，因為舊社會並不主要依靠它的法制。官員們可以欺君瞞上，而對於他們自己的家庭，仍不失為道貌岸然的支柱。皇帝最後的安全措施是保證他們行為端正。即使時至今日，毛澤東的繼任人仍必須依靠道義上的說服教育和個人作出的榜樣，而不應太多依靠法律。作風不正的官僚會達不到他們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