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的內戰；怎樣同現在已成為大國的將近10　億人民發展有益的關係。

從長期看來，我們面臨的主要事實是中國民族主義的性質和現實。一箇中國或中國國土不可分割的思想，是中國有史以來就存在的。這種思想不能從中國的文字或從中國人民的心中抹掉。這不僅是一種思想而且是一種感情，一種由幾千年的行為習慣養成的基本感情。它把中國的文明看得重於一切，而凡是以中國方式生活的人都包括在那種文明之內。這種思想在中國的古話“四海一家”或“天下一家”（天下指文明，指中國的領土）上表達出來。總之，中國的統一是中國人本身的特徵。它來源於一種文化信仰，是比單純西方式的民族主義強烈得多的感情。如果沒有這種感情，人民共和國就不會成為單獨一個國家。正是這股基本政治力量要求把臺灣看作大陸的一部分，因為那裡住的是同樣的中國人。在中國和僑居國外的人一旦承認這一基本事實，那末他們還會承認，在中國人的領土之內，已經正常地存在了各種程度的自治，因此對於像臺灣那樣一個不同的地區來說，實行某種程度的自治（地方政府）很可能是講得通的。說到底，臺灣是中國惟一四面臨海的省份，它離大陸海岸100　英里，因而要依靠海路交通和海軍力量。地區自治的要素是：一個自治區域可以有它自己的地方政治秩序，但它決不應當危及中央的中國國家主權和統治權。特別是，如果臺灣繼續保持企圖進行內戰的姿態，作為要求統治大陸的敵手，那麼臺灣就不可能享有這種意義下的自治。從1972　年起，美國的政策明智地承認臺北與北京的關係，認為這是應由中國有關雙方之間自己設法解決的中國問題，美國的駐軍遲早必須撤離該島，但美國1954　年的防禦條約，要到有希望看到中國內部出現臺灣和大陸之間穩定的關係之後，才能決定取消。值得慶幸的是，在1979　年，這一點看來終於得到了保證。

在這方面，我們所看到的，是進一步趨向於適應中國的革命民族主義，趨向於肅清從事海上貿易的列強對中國的干涉，而這種干涉是以廣州貿易、鴉片戰爭和不平等條約體系開始的。然而，中國中央權力的重振聲威，並不是唯一發揮作用的過程。外部世界的貿易、工業和軍火製造界的力量仍在增長，足以與中國力量的增長相抗衡。臺灣則處於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它在經濟上要對付一個方面，在政治上要對付另一方面。臺灣的前途將是同人民共和國的前途交織在一起的。

從中國的過去看中國的今日

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給我們描繪了中國的兩個形象，一個強調今天中國同它長期過去歷史的連續性，一個強調革命變革和創新的新穎特點。我們需要把這兩種形象結合起來。連續和間斷畢竟是作為歷史的經緯聯絡在一起的。不妨設想一下，在我們的一生中，我們覺得周圍的環境每天都是嶄新的，然而我們卻習以為常地在其中生活著。中國的大革命是傳統和創新的類似的混合物。我們先來看看形式上的某些連續性，這也許會幫助我們認識哪些地方確實是新穎的。

過去朝代迴圈的迴響。清朝的衰亡和19　世紀的幾次叛亂都有許多傳統的特色，這些特色我們現在是無需再細講了。在1911　年之後的中央政權空白期間，袁世凱、孫逸仙、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力圖重新統一中國，各人取得的成就越來越大。在設法訓練一批有新思想的新型的學者一官員，以重新發揮過去儒家士紳和經籍所起的作用方面，國民黨是中國共產黨的先驅。蔣委員長力求憑他個人的正直以及較強的軍隊和較高明的政治手腕來鎮壓軍閥。他像唐宋的皇帝一樣，曾巡視各省行祭祀之禮，登東嶽泰山，在洛陽以北靠近黃河的地方拜祭漢代帝王的陵墓。他靠軍事征服或重創敵手的手段開始他的統治，然後在30　年代開始把學者文士吸收到他的文官政府中去，而他自己則樹立起國家之父的道德榜樣。他的力量在於他具有這樣一些傳統的資格：牢牢掌握權力的勇氣和決心；熱心提倡道德，態度嚴肅，因而獲得了個人的威信；對忠於他的人以誠相待；對敵手殘酷無情，並善於使他們互相抵消力量。蔣介石深受前人思想的影響，想從英雄進而成為聖賢，那是完全符合這一古代的格局的，所以1943　年他擔任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校長，並出版《中國之命運》　作為教科書，來象徵這一轉變。

毛澤東則像漢朝和明朝的創業皇帝那樣，是以崛起於民間的英雄人物身分統一國家的。他勝過前輩，並且能夠在長江裡游泳，以激勵他的人民去利用和征服自然。毛在40　年代的軍隊並不給農民帶來苦難，而是為他們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