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命令，若是敵人被俘時穿著清廷的號衣，那就給予人道主義對待；而如果對方不穿軍服那顯然是存著打明軍一個措手不及的心思，明軍也不必對這些敵人客氣；若是發現穿著明軍軍服的敵人，更是一定要處死。

當時任堂還笑稱，善於喬裝打扮的鄧名定下這種政策，簡直就是在責備自己以往的行為，而鄧名答道：“若是我在昆明被識破，你以為吳三桂會放我一條活路嗎？”

這次與明軍對壘的漕工武裝，正是鄧名口中更危險的敵人，不過他並沒有嚴厲處置這些俘虜的打算，因為對方對明軍沒有形成什麼威脅；而且透過對漕頭的審問，鄧名覺得他們被清廷利用的成份居大，所以就寬大為懷一概釋放了。

聽到武保平、姜楠等人的報告後，鄧名只是搖頭：“漕工持械對抗我軍，自然是敵軍無疑，但河岸兩側的百姓並不一定都是敵人，因為十幾個士兵被石頭丟中，就放火燒了上千民居，似乎有些反應過度了。”

“可是，”拍回來的使者替右翼的幾位上尉爭辯道：“提督明鑑，說不定這是清軍的試探，若是我們掉以輕心他們就會把戰兵、弓箭手、甚至大炮派到這些民房中，對我軍發動襲擊。”

鄧名也知道右翼的部隊兵力稀少，若是側翼和後路上有成片阻擋他們視野、可供大量清軍隱蔽的民居的話，他們會心中不安。若是明軍兵力充足，可以派出足夠的哨探組成警戒線，或許姜楠他們還不會如此行事，但現在他們兵力不足所以只有把房子都一燒了之才能安心。

“所以我沒有說他們做的不對，不過他們或許能有更好的辦法。”

在這個時代，大概只有張煌言的軍隊稱得上是仁義之師，在軍隊和百姓的利益衝突中，張煌言堅定不移地站在百姓而不是他的軍隊一邊，上次鄧名聽說過的因為幾分銀子就殺軍士一事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即使舟山軍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張煌言也從來不允許手下掠奪沿海百姓，不強買強賣——即使是軍紀較好的虁東軍，拉丁徵糧也是難以避免的。

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張煌言的實力一直相當有限，追隨張煌言的也大都是真正的志士。不過就算是志士，也希望獲得更好一些的對待，鄧名在池州赦免那個士兵一事就讓浙兵很滿意；儘管鄧名軍中大半是以前的浙兵，但對他優先保護軍隊利益一事也毫無牴觸情緒——就連任堂，在軍隊中呆久了之後，也變得和在舟山時完全不同，自然而然地開始從軍人的角度去看問題。

鄭成功和張煌言有很大的不同，在上次的南京之戰中，鄭成功的閩軍就有大量的擄掠行為，比虁東軍的軍紀還要差不少。部下掠奪民財的行為，鄭成功從來沒有給予過嚴厲處分，在他看來這些士兵都是提著腦袋來幫他實現中興大明的事業的好漢，和他們相比，這些滿清統治區的百姓對鄭成功的價值要小很多。鄧名甚至聽說過鄭軍有謀財害命的行為，張煌言也曾當著鄧名的面指責過鄭成功，稱喪失民心是導致南京戰敗的原因之一。但鄭成功矢口否認，說閩軍殺的人都是同情清廷的富戶和縉紳，絕非是因為他們的家產，對於張煌言的指責，鄭成功也憤怒地反駁說，軍心渙散才是南京失利的唯一原因，民心當年不能阻擋滿清南下，現在也不會導致閩軍失利。

鄧名自問學不來張煌言的本事，不過也不打算想鄭成功那樣地偏袒軍隊。

“我們這次不打算光復江北，但以後肯定要收復這裡，漕工暫時不會是朝廷的屬民，但遲早會是我們的一家人。為了軍隊的安全有必要使用武力，但應注意尺度，姜上尉做得很好，知道不濫燒，只是清除距離河面五十步以內的、可供敵人隱蔽的工事。”鄧名首先給姜楠的行為定下基調，然後進一步說道：“不過我以為，姜上尉可以做的更好一些，要知道現在漕工完全沒有鬥志，一觸即潰，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和我軍拼死作戰的鬥志。雖然清軍企圖用銀子收買漕工對抗我軍，但漕工也不是傻子，知道命丟了有銀子也沒有命花了，我們最好不要激起他們對我軍的仇視。回去對姜上尉他們說，要向沿河的百姓宣傳，所有他們被燒燬的房子我——長江提督鄧名都會賠償，一間茅屋值不了幾兩銀子吧？就算十兩好了，我加倍賠償他們，每個房子被燒的人我都給他們二十兩銀子的安家費，再加五兩銀子的食物補貼。”

“遵命！”使者大聲應是，向鄧名敬了一個禮，轉身快速離去了。

“每戶二十五兩銀子？”等使者走後，穆譚忍不住叫起來：“一千戶就是二萬五千兩銀子！這一路燒下去，怕不是要賠個十萬兩銀子？”

“恐怕不止，雖然我給了他們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