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人性第二層：社會性，善惡兼而有之；

3．人性第三層：精神性，偏於善。

人性本不可分而強以分，目的在於更準確地理解人性。但這三層屬性卻不是三一三十一的平均數，否則還是善惡難辨。我國學者黎鳴在他的哲學著作《人性的雙螺旋》中，使用了一個帶有假設性的公理，即，越是歷史悠久的事物，其惰性越大，發生變化的可能性越小，而且這種惰性與它出現至今的時間成正比。黎鳴運用複雜的數學模型進行推導，結論是：

人性的90％偏向惡，只有10％偏向善！

這便是對人性善惡傾向的總估計，如果再用歷史比較的方法進行推理，這個結論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證明。也就是說，西方學者關於人性的認識基本上符合真實的人性，因此，他們對善的理解也是相應地真實而有效的。而中國古代聖人關於人性的認識則基本上是錯誤的，與真實的人性不相符，因此，他們關於善的觀點不過是一廂情願的空想，虛假、無效，而且“自欺欺人”。中國古代哲人帶頭在“認識自己”的道路上走偏了，所以中國文化在2000多年的發展中始終處於自相矛盾的狀態中，無法走出這個怪異的“局”。

人的生物性層次的惡，主要表現為惡的潛意識，任何人在這個層次上都具有以鄰為壑、損人利己的傾向，即任何人都自然地有作惡的潛在性或傾向性。在社會生活中只要人們缺乏外部的壓力，這種潛在的可能性就會變成顯在的可能性，從而產生真實的惡意識，乃至惡行為。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原惡”。人的社會性層次的惡，則主要表現為有意識的惡，以及表現為行為的惡，如詐騙、強姦、盜竊、搶劫、殺人等。《蠅王》就是對人性惡的最好的詮釋。拉爾夫身處邪惡的環境，他逐漸認識到，人類內心的惡在威脅著和吞噬著人性，自己和同伴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傑克和他領導的那幫孩子不斷作惡，形同走獸，但最終卻是這夥走獸摧垮併吞噬了每一個人，使孩子們喪失人性，與之為伍。人類內心中的原始衝動在光面堂皇的幌子下無限制地發展並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認可，而它留給人們的就只有恐懼、敵意和仇視，生活於是演變成為一場無法無天的權力之爭。這就從開始表現的人的生物性層次的惡過渡到了社會性層次的惡。

在中國古代，甚至今天，說人性本惡，或人生來就自私是絕不會受歡迎的。楊朱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本來一語道破天機，但這樣的觀點遭2000年的唾罵，也決不會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墨子講“兼愛”，孟子斥之為“無父”、“無君”，是“禽獸”。中國人好講假話，好講漂亮話、好講面子，還要理直氣壯地講，其實早從孔孟時代就開始了。試想，在一個由原惡的人組成的社會中宣揚“克己復禮”、“清心寡慾”、“上智下愚”，會是個什麼樣的結局？只能是惡人當道，好人受氣，甚至有生命之憂。正如詩人北島所說：“卑鄙詩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一語道出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徵。聖人們被歷代中國人捧到了天上，頂禮膜拜兩千年，但正是由他們開創的文化只不過被統治者當作作惡的為所欲為的遮羞布而已。一直到現在還有人在鼓吹“新儒家”，要讓自己的孩子們繼續“讀經”，真是撞了南牆還死不回頭，沒救了。

在《蠅王》裡，傑克有一個面具，它的寓意是，人之所以作惡而毫無顧忌，關鍵在於有一張“假”臉。人一旦帶上了面具，就有了狂歡的慾望，獸性就可以盡情地宣洩，而事實上掩蓋惡的又絕非僅僅只是面具，更可怕的還是善的藉口和理由，這種“面具之惡”比更對人類具有威脅性。小海島上發生的惡性事件，西蒙的被害，就是限制毀滅性衝動的人類文明被孩子們畫在臉上的面具所衝破的。人類的歷史上災難性事件，有幾個不是打著冠冕堂皇的旗號；希特勒的“衝鋒隊”、“黨衛軍”，文革的紅衛兵運動在作惡時不都是高喊著自己漂亮的口號嗎？可見，對人類威脅最大的還不完全是人們容易看到或體會到的人性惡，而是人在善的面具下所從事的惡。建議大家讀一讀我寫的《風中蘆葦》和《普通法西斯》，也許對這個道理有更深刻地認識。

阻礙一個人進步的最大的敵人，往往是這個人自己，同理，阻礙一個文化發展的最大的敵人，往往是這個文化自身。其原因，就在於人們常常缺乏對自身的原惡的認識，普遍存在於一切人身上的人性的原惡。這是任何人從生到死都必須與之戰鬥的不可輕視的敵人。這就是《蠅王》帶給我們的最大的啟示。

發生在太平洋孤島上的這場未成年人之間文明與野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