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內的遊擊根據地，有力地配合了根據地的反“掃蕩”、反蠶食鬥爭。透過這些，“將根據地退縮局面轉為開展局面，而在敵佔區、游擊區的工作也開展起來”。

報告既肯定了成績，也毫不隱諱地指出了缺點。他認為在百團大戰前後，由於對“從內戰轉到抗日遊擊戰之舵掌握不緊，過分強調正規軍，犯了編並與放任地方武裝的錯誤”，一度影響了根據地的建設。此外，本著從嚴要求自己的原則，對減租減息、敵佔區工作等方面也作了檢討。他這種勇於自我批評的精神，深為與會的部屬和其他方面人員所稱道，也促進了整風中那種實事求是、嚴於律己作風的發揚光大。

1944年5月21日至次年4月20日，分8次召開了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要討論和透過黨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討論關於召開“七大”的準備工作等問題。劉伯承以晉冀魯豫根據地負責人的身份列席了會議。

在討論和透過上述“決議”的過程中，劉伯承聯絡自己的切身經歷和體驗，回顧了黨內歷次右的和“左”的錯誤，尤其是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錯誤，對中國革命所造成的巨大危害；暢談了毛澤東從井岡山斗爭開始，特別是長征中的遵義會議以後，對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對於“決議”肯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方向和路線，確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他感到由衷的高興和鼓舞。他深信，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不但抗日戰爭將很快取得勝利，而且人民革命事業也將出現光輝燦爛的美好前景。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劉伯承出席了大會，任晉冀魯豫區代表團團長。

會議的主要內容，是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分別作了政治、軍事、統戰和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共中央有關方面負責人和各解放區的領導人進行大會發言。5月10日，劉伯承作大會發言。他主要講述了晉冀魯豫根據地的發展，其中著量講的是軍事鬥爭。在鬥爭階段劃分上，他仍然一分為三，但與4月30日的報告略有不同，把第二、三階段的分界時間定在1942年5月。

他提出，第一階段是開闢發展時期，第二階段是鞏固、退縮時期，第三階段是重新發展時期。在第一階段，打法上是配合友軍作戰，打擊敵人的側背，並且就勢轉到敵後去，繁殖游擊戰爭。在第二階段，反“掃蕩”是以部分兵力堅持內線，主力轉到外線，打擊敵人的側翼並切斷補給線；反蠶食是正面堅持，敵後尾擊與繁殖遊擊。在第三階段，“進入敵後之敵後”，“以武工隊的組織形式到敵佔區去活動”，把軍事鬥爭和群眾鬥爭緊密結合起來，改變了以往正面大打、硬打的局面，真正實現了在敵後開展群眾性游擊戰爭的預想結果。

關於軍事工作中的教訓。除繼續檢討了過分編並地方武裝的錯誤外，他主要講了百團大戰中的問題。他認為作戰中輕視了日軍的技術一鐵路技術和技術裝備：“我們把正太路摧毀了以後，以為敵人3個月不能修復，可是它20天就通車了”；“其次就是輕視了它的裝甲火車，輕視了它的新式武器”。

因此，表現在戰術指導上，較多地採用陣地戰甚至是陣地防禦戰的形式，脫離了八路軍當時的條件，招致了不必要的損失。他認為這一個教訓是應該記取的。

他還以整風精神嚴格地解剖了自己在軍事工作和軍事思想上的偏差。一個是關於“運動游擊戰”問題。他說：“在我自己認識說來，我是不瞭解毛主席講的，基本上應以游擊戰為主，而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個方針。

我的錯誤就在於不瞭解游擊戰為主，運動戰為輔。後來軍分會那個小冊子①，又把運動戰放在前頭，游擊戰放在後頭，叫作‘運動游擊戰’。所以說對於毛主席的思想的瞭解是不清楚的，說把運動戰放在前頭就放在前頭。？？可以說沒有從戰略眼光來分析問題，而是單純的從戰術上來看事”。儘管他在①指193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軍委華北分會發出的《對目前華北戰爭形勢與我軍任務的指示》。

這個問題上沒有造成什麼過失，正如他自己一再總結的，抗戰以來一貫堅決貫徹執行毛澤東提出的以游擊戰為主導地位的戰略方針，即使是抗戰初期處在敵、友、己3方混雜的複雜情況下，他恰當地運用運動戰配合國民黨正面戰場作戰，並及時分遣部隊，深入敵後繁殖游擊戰爭，又正確地利用統戰成果合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