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議，形成了以冒險主義為特徵的“立三路線”。

在這樣的形勢下，劉伯承離蘇回國，於8月初到了上海，立即被委任為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參與策劃全國的武裝暴動。

7月底，紅軍第一次打長沙取得了勝利。紅三軍團乘國民黨軍中央軍和桂系對戰湘南衡陽、寶慶地區，長沙空虛的有利時機，集中優勢兵力，一舉攻克長沙。但在由湘桂邊境回師的國民黨軍何鍵部主力的反撲下，紅三軍團被迫倉猝轉移，遭到較大損失。

雖然長沙得而復失，8月5日又被何鍵奪回，但紅軍打下象長沙這樣的大城市畢竟是第一次。這一勝利衝昏了李立三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頭腦，他們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命令許多大城市立即組織總同盟罷工和武裝起義。8月3日，決定組織武漢、南京暴動與上海總同盟罷工，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把進攻的重點放到東部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區域。事先他們徵求了劉伯承的意見。

劉伯承剛回到國內，對根據地的力量和白區工作的基礎還沒有深入的瞭解，但根據滬順起義和南昌起義失敗的教訓，以及中共六大關於爭取群眾，團結積聚革命力量，作好武裝起義準備的方針，他對這種冒險主義的做法是有疑慮的。然而，這是他切次進入中共中央決策機關工作，堅強的組織紀律觀念不允許他作出公開反對的表示。他沒有在全域性上對李立三等提出反對意見，但提醒他們目前進攻的重點不應指向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區域，而應向國民黨統治比較薄弱的北方發展；並指出南京暴動如果成功，據提供的力量計算，僅“可以固守一個月”。

李立三軍事上不在行，他需要利用劉伯承這樣的軍事專家來為他的冒險主義方針壯大聲勢。因此，他抓住劉伯承的意見大加發揮。在8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先是搬出劉伯承向北發展的意見，提出要用6個軍向北進攻，組織發動鄭州、開封、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暴動，消滅正與蔣介石混戰的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力量，接著又借劉伯承說過的如南京暴動成功可守一個月的話，竟推斷出“我們無疑的可以在這一月中發動全國幾千萬、幾萬萬群眾起來擁護南京蘇維埃，與帝國主義、國民黨決勝負”。

1930年8月，共產國際先後派周恩來和瞿秋白回國，糾正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周思來、瞿秋白決定停止執行南京、武漢暴動計劃。但對於第二次打長沙的計劃並未停止執行，而是認為應縮短戰線，集中兵力，保證二打長沙的勝利。這就沒有從根本上糾正立三路線，而只是部分地糾正了李立三制定的”左”傾冒險計劃。

劉伯承對周恩來素來敬重，透過參加會議和單獨交談之後，深為周恩來的意見所折服，進一步認識到立三主張之非計。這時，中共中央領導的重心逐漸轉移到瞿秋白和周恩來身上。周恩來任政治局常委兼軍委書記，首先在實際工作中糾正立三路線，以減少損失。他代表中共中央派遣劉伯承去長江局任軍委書記，貫徹國際指示，停止執行武漢暴動計劃。

長江局是8月1日剛成立的。管轄的範圍是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5剩中央通告有關方面：“湘鄂贛川的紅軍及士兵運動過去為中央軍委長江辦事處指揮者，今後統歸長江局軍事委員會指揮，各前委、各軍委、師委等今後與長江局軍委建立直接關係。”劉伯承去長江局，擔負著扭轉領導機關的“左”傾和停止執行冒險計劃的使命。

8月30日，劉伯承穿灰綢長衫，戴墨鏡，手執紙扇，裝成大學教授的模樣前往武漢，9月2日平安到達。長江局於當天夜裡在漢口中山中路一個藥房的樓上召開主席團會議。會議由長江局書記項英主持，主席團其他成員關嚮應、任弼時、顧作霖都到了會。首先由劉伯承傳達中共中央指示。他說，在湘鄂贛豫4省，敵人的武力還沒有完全解體，還有力量可以暫時鎮壓某些城市尤其是武漢的革命力量，而我們主要部分的紅軍與赤衛隊的力量還未完全集中指揮與行動一致，武漢的工人群眾大多數還未發動與爭取過來，工人組織的主力部分也還未建立起來，尤其是武漢共產黨的力量還很薄弱，全市黨員才150餘人，領導還很散漫與隔膜。在這樣的條件下，武漢還不能暴動，武漢還不是暴動的前夜。第一步應當是爭取長沙、嶽州的勝利。我們現時的一切工作佈置，應直接間接地幫助這一中心步驟達到目的，不容許我們分散主要力量向著四面八方發展，減弱長沙、嶽州勝利的可能。中央認為項英主張在何鍵主力未瓦解前便分散軍力向湘贛兩方發展，是不妥的。劉伯承委婉陳述了中共中央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