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說，建設武裝和開展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必由之路。為此，他呼籲全黨：“對於軍事，人人都要重視它、學習它，武裝工農，領導工農奪取政權”，“黨員軍事化，才能奪取政權，維護政權，鞏固政權，才能談到中國革命的勝利，世界革命的勝利。”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召開期間，為了認真總結中國共產黨進行武裝鬥爭的經驗，成立了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等專題委員會，劉伯承被指定為南昌起義委員會的委員。他到蘇聯不久，就寫了一份《南昌暴動始末記》的報告。

這份報告，詳細記述了南昌起義軍事活動的全過程，並對起義的得失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是總結了四項“根本弱點”和八條“行動的錯誤”。

這四項弱點是：在發動時間上，沒有選擇在我黨力量上尚未遭到嚴重破壞的時刻；在起義空間上，沒有選擇在群眾基礎廣泛的兩湖地區；在革命武裝數量上，沒有把軍事力量同群眾力量結合起來；在革命武裝質量上，沒有切實加強起義隊伍的政治領導。八條錯誤是：黨的領導不力；未能發動農民一起奮鬥；作戰指揮不統一；對敵鬥爭不堅決；對敵我力量估量有錯誤；財政政策不明確；軍事人材準備不足；輿論宣傳不夠。這些意見，反映了劉伯承對革命武裝的高度重視和對中國革命道路問題的比較清醒的認識。

1928年下半年，劉伯承被調到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這是蘇聯的最高軍事學府，院長是愛迪曼上將。劉伯承一來到這座學院，赫然入目的是一條大標語：“一切戰術要適合一定的歷史時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現了，則軍隊的組織形式與指揮也要隨之改變。”這對他的軍事思想有深刻的影響。伏龍芝軍事學院中國班共6人，與劉伯承同學的有左權、屈武、陳其科、黃滌洪、劉雲等。當時6個人都是共產黨員，成立一個支部，劉云為支部書記。開設的課程主要有戰略、戰史（第一次世界大戰史、蘇聯內戰史）、軍事地理、俄文等。劉伯承學習軍事理論，善於和實踐結合起來學。每學一門課，他都認真聯絡過去參加過的戰鬥，從中總結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因此，無論是課堂提問、圖上作業或野外演習，他都表現出比別的同學學得紮實，理解得深。緊張的學習生活之餘，同學們喜歡看電影，或聽聽音樂。有一次劉伯承和大家一起看電影，電影的名字是《紅色銀花》，描寫中國人愚昧落後、懦弱麻木。衣衫襤褸、面黃飢瘦的中國人，心甘情願地跪在地上歡迎侵入新疆的俄國人。這個電影大大刺疼了劉伯承的民族自尊心，當場他就指出：這是對中國人的侮辱。校方再一次批評他有“民族主義情緒”。他深切感到弱國之民無地位，勉勵自己更加努力學習，為改變祖國落後、屈辱的命運而奮鬥。以後，組織看電影或其他活動，他都不去了，一個人坐在宿舍裡看書。

同學們叫他，他說：“來這裡學習，機會很難得，要爭取時間多學點東西。

黨隨時部可能叫我們回去參加戰鬥，那時就沒有這麼安定的環境和時間了。”

劉伯承在蘇聯學習期間，非常關心國內的政治形勢。1929年春的一天，國內來人向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人介紹了湘贛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情況，劉伯承聽了感到很受鼓舞。他對同學屈武說，中國的武裝鬥爭已經有了一個好的局面，儘管困難很多，但前途是光明的。我真想現在就回國，上井岡山和毛澤東、朱德同志去一起戰鬥。他一再向屈武強調：“中國革命同蘇聯情況不一樣，中國一定要依靠農民，武裝農民；否則，中國革命是不會成功的。”

第五章從白區到根據地

第一節長江局軍委書記

1930年，中國共產黨已從大革命的失敗中恢復過來。紅軍發展到10萬人（7萬支槍），建立了包括贛南、閩西、湘贛、湘鄂贛、閩浙贛、鄂豫皖、洪湖、左右江、陝甘、瓊崖等十幾塊革命根據地，在300多個縣建立了紅色政權，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

這年5月，蔣介石同馮玉祥、閻錫山之間發生了大規模的軍閥戰爭。戰線東起山東，西至襄樊，南迄長沙，綿延數千裡。三方投入兵力共100多萬，歷時7個月。這場軍閥戰爭，嚴重地削弱了反革命勢力，為革命勢力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以李立三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誇大了革命的主觀力量，對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混亂、動搖，作了不適當的估計，致使黨內原就存在的“左”傾思想有了新的發展。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透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