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瑞金。為保密和稱呼方便，取中國名字李德，又名華夫。在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駐地沙洲壩附近，專門修了三間獨立房子，作為李德的住所。劉伯承派伍修權和王智濤作李德的翻譯。就第三國際的主觀動機來說，是來幫助中國進行革命的，但事與願違，由於李德主觀武斷，簡單粗暴，軍事上瞎指揮，和中共中央的“左”傾教條主義者相結合，實際上幫了一個很大的倒忙，幾乎斷送了中國革命。

李德進入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已經開始。9月28日黎川失守。10月初，在李德的住處“獨立房子”，召開了有黨和中革軍委的主要負責人出席的軍事會議，博古（秦邦憲）、洛甫（張聞天）、項英、毛澤東、劉伯承等到會。朱德、周恩來在前線指揮作戰，未參加。會上，由代理軍委主席項英作關於前線形勢的報告。李德建議：“透過地方武裝，以陣地戰把敵人牽制在北部贛江和旴江之間，並且如一年前所計劃的那樣，把五軍團（1個師）放在黎川以南進行防禦，命一、三軍團繼續向東北方面挺進。”①李德這個建議被採納，並作了相應的決議，成為第五次反“圍剿”初期的戰略方針。根據李德的意見，10月中旬，中革軍委令第三軍團貿然進攻黎川以北敵人的鞏固陣地哨石，未獲成功。10月下旬，又令第五軍團第十三帥去打黎川東北敵人的鞏固陣地資溪橋，又遭到挫折。為急於恢復黎川，第三、五軍團輾轉於敵人堡壘之間，陷入被動。

從1934年起，在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博古等的支援下，李德掌握了紅軍的指揮大權，朱德、周恩來實際上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總參謀長劉伯承則①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12月版，第47頁。

成為李德的幕僚。

李德是怎樣指揮第五次反“圍剿”的呢？不論白天黑夜，只要前方來了電報，都要先送“獨立房子”，由翻譯譯成俄文，並根據電文對照地圖查詢大體方位，將敵我態勢標在地圖上，送給李德看。李德閱後提出對策和處置方案，再由翻譯譯成中文，送中革軍委，由中革軍委給前方下達作戰命令。

李德情況不明決心大，又管得很具體，連迫擊炮的放列位置都在地圖的等高線上標明，強令部隊執行。部隊調動，不管白天黑夜，山路平路，只按比例尺一標，就下令限時趕到。不問工事堅固程度和兵力兵器如何，下命令死守一地，造成很大傷亡。如此指揮作戰，焉得不敗！

因為李德越俎代皰，作為總參謀長的劉伯承，在作戰指揮方面已無事可做，只好管管紅軍學校和後方醫院一類的事情。劉伯承從一開始就感覺李德的指揮不對頭，可李德權威已立，他只得對李德敬而遠之。李德五次到前線視察，作為總參謀長兼通俄語的劉伯承一次也沒有陪同，總是找個藉口避開。

5月間，一次中共中央負責人指定劉伯承陪李德到會昌視察，劉伯承以腦貧血為由請假，薦作戰局長張雲逸陪李德走了一趟。透過第四次反“圍剿”的實踐，劉伯承進一步認識到中國革命戰爭的特殊規律，認識到毛澤東對反“圍剿”的戰略指導是正確的。對於第五次反“圍剿”中李德等的堡壘主義和陣地戰、先發制人、禦敵於國門之外等戰略戰術，他心存疑慮，未敢苟同。

從1933年10月到次年10月開始長征，終第五次反“圍剿”之局，劉伯承對李德的一套，不參不謀，抓緊時間致力於遊忐戰術經驗的總結和推廣。

1934年5月10日，他發表了《現在游擊隊要解答的問題》，提出：“敵人碉堡構成的封鎖線，可以相當限制我們大兵團進行機動。然而，我們游擊隊確實可以自由出其封鎖線碉堡（特別在廣東，敵軍沒有連續的碉堡）的間隙，而進入其後方交通路上，實行穿襲。有些邊區游擊隊就應該留在封鎖線外，向敵人遠後方，特別向其策源地展開游擊戰爭，以耗散其兵力，破壞其糧彈的運輸，乃至造成地方暴動，就更有戰略上的意義。”這種用深入敵人後方的辦法來打破敵人“圍剿”的傑出主張，可以說是他在抗日戰爭中提出的“敵進我進”思想的最初萌芽。9月10日，他又發表了《到敵人後方開展游擊戰爭的幾個教訓》一文，強調：“游擊隊在芽過敵人封鎖線後的活動，如遭受敵人強烈壓迫時，只有勇敢地再延伸，向敵人深遠的後方挺進活動，這是容易達到吸引敵人後退的目的，不應企圖縮回蘇區，折轉到封鎖線上碉堡地帶，恰人敵人陷阱，迴旋無地，遭受嚴重的打擊。”進一步發揮了他的上述主張。

他一再提出的到敵人深遠後方開展游擊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