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進步軍人經常聚會的場所。他不但對老部下做工作，就是幾度兵戎相見的對手，也不念舊惡，多方聯絡，耐心勸導他們參加國民革命。1926年8月3日，中共重慶地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四川軍事調查》和《四川各派軍閥的動態》兩個報告，詳細列舉了四川車閥各部隊的番號、槍支概數、所佔防地，並簡略註明了各部隊主官的派系淵源、參戰經歷、政治態度、戰鬥力以及可能爭取等情況。

1926年8月上旬，劉伯承隨吳玉章途經上海前往廣州。在上海，他們向中共中央負責人詳細彙報了四川軍事運動的情形，商討關於組織武裝起義的設想，即爭取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軍隊，或是策動一部分四川部隊起義，藉以推動四川軍閥易幟，參加國民革命。必要時帶領起義軍會師武漢，或拉到川陝鄂邊，北去西安，接應馮玉祥軍東進，以配合北伐。

根據中共中央的設想和四川的情況，重慶地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議：“在川中若果我們要扶起朱德、劉伯承，造成一系軍隊是可能的。”①並提出由劉伯承組織舊部，在滬州、順慶一帶發動武裝起義的具體方案。中共中央對此建議十分重視，在回信中指出：“四川工作現在十分可以發展，雖然現時一般軍人之左傾是投機的；然而，我們卻可利用這個機會迅速擴大民眾運動，在各方面建立起一些基矗”事後，中共中央還就派人加強軍事運動、組織左傾部隊配合起義，和援助餉械等項事宜，作出了具體決定。並且預言：“在軍事運動上，我們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種局面之可能。”②8月中旬，劉伯承隨吳玉章到達廣州，參與研究北伐軍事，為準備起義尋求國民政府的支援。同時，負責接洽四川軍閥派米廣州向國民政府輸誠的①中共重慶地委給中共中央的報告。

②　1926年9月15日《中央政治通訊》。

代表。這期間，在北伐勝利的震撼下，四川軍閥驚慌不安，紛紛派遣私人代表到廣州活動，作出種種革命姿態。實際上是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並伺機擴充套件勢力。

9月中旬，劉伯承在廣州以國民黨四川省黨部“特務委員會”名義，主持同四川各軍閥代表談判，利用矛盾，進行工作，並簽定了著名的《六條協定》。其內容是：“一、川軍將領為救國計，願一致加入國民黨，共同努力國民革命，服從黨紀；二、國民政府對川軍將領須應給以相當名義，與其他國民革命軍一律待遇；三、為完成國民革命計，川軍將領應實行出兵，以共同掃除反革命勢力，同時國民政府予以充分之援助與接濟；四、川軍應一律施行政治訓練；五、川當局應予人民以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六、本約經雙方代表簽訂，呈送政治會議備案後即為有效。”這《六條協定》標誌著四川國民革命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是革命勢力在政治上的一次勝利。然而，劉伯承跟四川軍閥打了十多年的交道，對軍閥們首鼠兩端、見利忘義的反動本質看得十分清楚。他清醒地認識到，談判只是同反動勢力作鬥爭的一種形式，要促進國民革命軍的勝利，必須依靠全體國民，必須依靠共產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真正革命的武裝。

9月20日中共中央關於最近全國政治情形與黨的發展的報告中指出：“我們還要開始注意四川，因為在那個地方的軍人既傾向國民政府，故意表示左傾，政治的環境是比較自由，可以容許我們活動。在軍隊中我們有幾個高階軍官及一部分國民黨左派，也可以發展成一個局面。”

正當北伐軍席捲兩湖，直搗武漢三鎮的時候，駐在萬縣的楊森率數萬人側擊武漢，對北伐軍造成嚴重威脅。為了鉗制四川軍閥，保證國民革命軍迅速北上，10月中旬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執、監委聯席會議，根據吳玉章的建議，決定給劉伯承以“國民黨中央黨部特派員”的名義，全面負責四川軍事運動。10月下旬，劉伯承離開廣州，取道香港乘海輪到達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了廣州方面的情形，以及四川軍事近況。並請求派人加強共產黨在四川的力量，以支援即將發動的武裝起義。中共中央對四川工作更加重視，即派歐陽欽前往協助。

11月中旬，楊闇公、朱德、劉伯承等人在重慶劉伯承家開緊急會議。會上，根據中共中央的意圖，成立了中共重慶地委軍事委員會，由楊闇公、朱德、劉伯承組成，地委書記楊闇公兼任軍委書記。

第一次軍委會，以瀘州、順慶起義為中心議題。首先由劉伯承傳達中央關於加強四川軍事運動的指示，和利用川軍矛盾，組織瀘順起義的戰略構思和具體策略。軍委會經過反覆討論，確定組織起義的具體計劃是：爭取駐順慶和合川的3個旅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