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冀南、太行、太嶽三區成立了行政聯合辦事處，楊秀峰任主任，薄一波、戎伍勝任副主任。晉冀豫根據地又有了統一的政權機構。

6月中旬，劉伯承指揮太行部隊主力轉至平漢路西側進行武沙戰役。武安、沙河地區，年初敵人已修成邢臺至羊範、沙河至公司窯等公路。在劉石崗、範下曹構築據點，分派偽軍高德林部兩個營守備。目的是切斷太行與冀南兩個根據地之間的主要交通聯絡，為打破敵人的封鎖，他調集第三八五旅、新編第十一旅等部5個團，攻擊劉石崗、範下曹，經兩天作戰，第三八五旅等部隊攻克了這兩個據點，共斃傷俘偽軍700餘人，破壞鐵路、公路各1段，實現了打通太行、冀南間交通的目的。

從4月至8月，劉伯承、鄧小平領導晉冀豫根據地軍民積極展開交通鬥爭，使敵臨邯鐵路被迫停修，計劃修築的邯濟鐵路無法動工，白晉鐵路費時一年多僅修至夏店鎮，打破了敵原擬修至晉城，再南接道清鐵路的企圖，遲滯了德石鐵路的修築進度。粉碎了敵修築公路網，擴大平漢路兩側佔領區，分割封鎖山區與平原的陰謀，從而全面地打擊了日寇的“囚籠政策”。

第四節鏖兵正太路

在1940年春夏的交通鬥爭中，日軍邊遭打擊邊竭力恢復、強化鐵路、公路和據點，繼續推行”囚籠政策”。他們加強了平漢、正太兩條鐵路的守備，沿線嚴密封鎖，割斷了太行山區與冀南平原、晉察冀戰略區之間的聯絡。在冀南，修復和擴充套件了公路網，增設了據點，造成根據地軍民“出門走公路，抬頭見碉堡”的狀況。

劉伯承覺得要根本改變這種被動局面，光靠晉冀豫根據地本身的力量還不夠，最好有華北各大戰略區共同組織一次破擊作戰，對正太、平漢、同蒲、津浦各鐵路幹線進行全面、徹底的破毀，使日軍陷入戰略上的被動。

白晉戰役結束後，聶榮臻率晉察冀挺進支隊北返。行前，彭德懷、左權在總部設便宴為聶榮臻送行。劉伯承與鄧小平、李達、陳賡、陳錫聯等出席作陪。吃飯時，大家談起華北戰局和兩區的配合作戰，認為橫貫在兩區間的正太路是日軍控制山西、河北的交通命脈，也是阻隔兩區聯絡的重大障礙。

要是切斷正太路，既可使日軍在山西的運輸補給失去可靠的保障，又有利於兩區在軍事、經濟等方面的互相支援和幫助。於是，大家一致認為，應在適當時機對正太路進行大規模的破襲。

這以後，日軍積極準備實行南進政策，在正面戰場集結兵力，揚言向重慶、昆明、西安發動進攻，企圖用軍事壓迫和政治誘降的雙重手段，促使國民黨政府投降，以便抽出兵力加入太平洋戰場作戰。6月15日，日軍攻佔宜昌，扼據入川的咽喉，接著又大舉轟炸重慶；同時透過所謂“謀略工作”秘密向蔣介石展開“和談”活動，並利用已降日的汪精衛集團在國民黨陣營內進行宣傳和策反。國民黨在這種形勢面前，更加動搖，妥協投降的危險空前嚴重。

蔣介石指使胡宗南、閻錫山、朱懷冰、石友三等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後，國民黨頑固派大肆造謠，胡說什麼“八路軍遊而不擊”、“專打友軍，不打日本”，等等。使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對八路軍產生了懷疑。

山西敵情，守備正太路的日軍以一部派往華中地區，參加宜昌作戰，其警戒力量有所削弱。

在這種情況下，彭德懷跟左權研究決定，為了爭取華北戰局更有利的發展，並影響全國的抗戰局勢，克服國民黨投降的危險。有必要向華北敵佔交通線和據點發動一次大規模的進攻戰役。

7月中旬，左權來到第一二九師師部，傳達彭德懷的上述設想。他對劉伯承、鄧小平說，為了粉碎日寇的“囚籠政策”，振奮、堅定敵後根據地和全國軍民的勝利信心，制止國民黨的投降活動，牽制日軍的南進和西犯，彭副總司令準備組織發動一次破襲日軍交通幹線和據點的進攻戰役，主要目標定在正太路，由第一二九師和晉察冀軍區共同負責實施；平漢、同蒲、白晉、平綏、津浦、北寧各線配合行動。第一二○師和各鐵路沿線的部隊都參加作戰。

劉伯承、鄧小平欣然表示贊同。

隨後，劉伯承、鄧小平召集師司令部和政治部的首長研究戰役的準備工作。

7月22日，八路軍總部下達了《戰役預備命令》，同時上報中共中央軍委。

同日，劉伯承和鄧小平聯名下達了關於準備進行正太戰役的指示，要求部隊“注意休養體力，加強軍事教育”，“在休養30天內每人增加5分菜金”，“設法求得相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