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找到了走向民主的趨勢。因此，就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解，使托克維爾和他的讀者都陷入歧途。他完全沒有及時地發現，他的思想所依據的原則在他開始以為冷靜地和沉著地審查他從美國得來的經驗時就已經形成。他也沒有恰當地理解，他在研究這些經驗時，其中的事實就是基於他在旅行中得到的主要原則而確定的。聖伯夫一針見血地指出：“他還沒有學到什麼東西，就已開始思考了。”

因此，托克維爾的這部著作的大部分敘述所帶的色彩，就是充滿了臆測。首先，他對美國殖民地時代的歷史幾乎沒有興趣，所以他不能恰當地瞭解那些看來是新鮮的東西事實上早已深深紮根於１７６年以前的歷史。

他特別愛用貴族階級的詞彙來考察當時的英國，所以他不能及時地發現，英國的制度實際上就是美國的第一批移民從母國帶來的制度的原版。

他過分相信他所聽到的東西（比如：關於傑克遜的評論，關於美國沒有政黨的說法，關於分權的好處的說法，並由此得出結論說，強大的聯邦政府就意味著暴政，而普選就在促進強大的聯邦政府的出現）

，相信關於卓越人物日益不願意擔任公職的趨勢的說法（安德魯。傑克遜當選總統就是這一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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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４拉斯基為《托克維爾全集》中之《論美國的民主》

的徵兆）。

他過分擔心多數的暴政，而在他寫第２卷的時候才終於明白，普選實際上是十分容易同一個有影響的少數派政黨共存的。他過高地估計了作為群眾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之一的“陪審制度”的作用，但目前已經很少有人認為法官還能影響臨時同他一起執行公務的陪審員的思想方法和性格了。人們也不難發現，他對於選舉司法官員制度的猜測主要是從他那懼怕群眾的成見出發的，而不是以在現場對美國司法問題進行認真調查為基礎的。他大錯而特錯地認為，宗教可以作為防止唯物主義的有力措施而發生作用；而且據他說，唯物主義是由於民主過於追求物質享受而造成的。他在確信自由結社的原則是防止革命的措施時也走得太遠，因為他沒有看到自由結社經常造成的後果——出現由力圖保住民主的人也反對的某種特權人物所大力組織和資助的壓力集團，而只認為自由結社是防止立法暴政的自發性措施。

因此，儘管他的精確觀察和對讀者提供的現場報道有一部分是很好的，但他卻給自己的所見所聞規定了一個不但總是擴大推論的範圍，而且往往是很少有事實作根據的論述提綱。這種現象在第１卷裡表現最為突出。當然，這並不是說這種提綱的存在阻礙了他表現驚人的洞察力和非凡的預感天才。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他表現出了這些品質，並能戰勝先入之見，才使他的書具有了永久的價值。最為重要的是，他能清楚地看到並果敢地指出平等原則還牽涉到許多大大超出政治範圍的問題。他認為，美國的聯邦有能力在實質上就是一個大陸的廣袤土地上製造一個可以實行共同的經商原則的地區，是它保持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他看到一個國家的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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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基為《托克維爾全集》中之《論美國的民主》３８４

界能夠向四外移動的重要意義，認為這是防止人民的主動精神受挫的手段；而在歐洲那樣的已經無法向四外發展的大陸，人民的主動精神一旦受挫，就會遭致不滿和引起革命。在歐洲，階級結構的固定不變，是設在天才的發展道路上的障礙。

發財致富的遠景日益擴大，工業逐漸在廣泛的範圍內取代原先由小手工業佔據的地位。托克維爾從分析美國的資本主義得出的結論，是１９世紀的人所作的直觀預言的最光輝範例之一。因為他注意到以分工為基礎的工業得到發展，所以他指出：“當你追溯到源頭的時候，就覺得有一個貴族集團好象依靠一種自然力從民主社會中產生出來了。”

①但是，新舊貴族之間的差別是很大的，甚至是命中註定的。

“某些工業在今天的廣泛民主之下形成的若干貴族小集團，仍象從前的貴族大集團一樣，使少數人極其富有和大多數極其貧困不僅富人之間沒有牢固的聯絡，而且可以說窮人和富人之間也沒有可靠的聯絡。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不是永遠不變的。工人一般是依靠廠主的，但並不依靠某一個廠主廠方要求於工人的只是他的勞動，而工人期待於廠方的則只是工資。

廠方沒有庇護工人的義務，工人也沒有保衛廠方的義務。他們在習慣上和職責上也無永久的聯絡。這樣組成的貴族階級並不能對其僱用的人擁有強大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