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阮美雲的女人。

認識美雲時我才二十一歲，當時是1933年。美雲大我一歲，我是在一干中國留學生的聚會上認識她的。當時，美雲正站在大夥前方的高臺上，慷慨激昂地發表一些民族如果要強盛，國家就需要民主的大道理。她演講時很激動，聽她演講的很多留學生也頻頻點頭，甚至有個別人還偷偷抹眼淚。畢竟由於我們國家的貧窮與落後，中國留學生在當時較為先進的德國始終受到歧視。

美雲那晚具體說了些什麼，我都不記得了。我只記得，那晚的她留著短髮，頭髮上彆著一個金色髮卡，穿著一套灰色長袍，這讓她和身邊一干完全西化打扮的中國女學生明顯地不一樣。我穿著一套剛剛量身定做好的西裝，繫著一條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好看的領帶站在臺下。我參加這個聚會的初衷其實是想讓更多的人看到我的新西裝，並不是為了聚會宣傳的民主救國的綱領。

於是，我莫名其妙地愛上了阮美雲。幾天後，我找到了她所選修的所有科目，傻傻地出現在所有能和她接觸的場合裡。

但比較起阮美雲每天所關心和思考的一切來，我又總是顯得那麼地卑微和可恥。美雲在耐心地做著筆記，我傻傻地看著她粉嫩脖子上那塊心形的黑痣發呆；美雲在圖書館裡靜靜地看書，我在書架旁等著她身邊座位上的學生早點兒離開；而美雲在課餘時間參加各個社團活動，在為民族的崛起發表演講時，我卻滿腦子想著要如何開口約她出去喝杯咖啡。

然後美雲戀愛了，男人是中華救國會的會長，也是我的河南老鄉，叫黃碧輝。黃碧輝戴著個大大的黑邊眼鏡，和人交往時顯得有些拘謹木訥，但上了講臺喊口號時，卻有著異常的澎湃豪情。奇怪的是，我對黃碧輝沒有一絲嫉妒和仇視，相反，我覺得他才值得美雲去愛，才是能和美雲相匹配的男人。而我在他們面前總有種自卑感，覺得自己是個猥瑣的小人。

慢慢地，我變成了一個會經常出現在黃碧輝和美雲身旁的沉默寡言的男人。我戴上了和黃碧輝一樣的黑邊眼鏡，西裝也一直壓在箱底，長年穿著出國時的那套灰色長袍。我總覺得這個模樣才能和美雲他們走到一起。我也躍躍欲試地想要像黃碧輝那樣能夠在講臺上激昂地喊口號，可每每站到臺上卻又臉紅結巴，吞吞吐吐說不出話來，儘管臺下黃碧輝和美雲都用鼓勵的眼神看著我。

在德國的四年裡，儘管我始終得不到我心愛的人，但現在回想起來，那四年卻又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四年。最起碼，那四年裡我差不多每天都可以和美雲見面。而我現在的生活呢？不過是一個良心時刻受著譴責躲在遠山叢林裡的可悲的人。

1937年年初，日軍不斷挑釁，試圖踏入中原。大家在德國看到報紙登載的新聞後都很憤怒，其實也可以說是美雲和黃碧輝他們憤怒，我壓根兒就不關心這些，我只是因為美雲憤怒，才咬牙切齒地咒罵。當時中華救國會的很多人都哭了，包括剛到德國的那兩三個新生。黃碧輝拿出了一封從南京寄過來的信，是他一個從軍的親戚寫來的。信上要求黃碧輝回國從軍。黃碧輝激動地給大夥讀了這封信，信的最後幾句我還記得：黃兄！此等國家存亡之際，吾輩尚不挺身而出，更待何時？

黃碧輝當時就表態，要應這個親戚之邀，回國從軍。現場很多留學生都很激動，對黃碧輝說道：“算上我一個！”

黃碧輝拿出了紙筆，現場統計了想要入伍的人數，一共有三十二人。名單裡自然有我，原因是那名單上第一個名字就是阮美雲。

我們抵達廣州的時候，當時國民政府派了幾名軍官前來接待，安排食宿。來接待的官員說：“你們這群留學生的歸國，讓包括委員長在內的高層們感到欣慰。有爾等知識分子加入我們中華鐵軍，相信小鬼子被趕回日本指日可待。”

雖然我們這群留學生歸國受到了委員長的褒獎，但卻並沒有因此而受到重視。很快，我們就被分到了部隊。我和黃碧輝以及美雲到了當時駐守北平南苑的二十九軍，美雲在師部做文職，我和黃碧輝被分到了北平城外一個普通的連隊。也是到了連隊後，我才改口不叫他會長，和大家一樣叫上了他的大名黃碧輝。

二十九軍武器並不多，大刀倒是很充足。二十九軍所引以為豪的，也是這一把把大刀。我和黃碧輝都領了一把非常沉重的刀，我們模仿老兵用紅色綢子包在刀把上，並將留出的一截打個結，顯得威風凜凜。然後老兵們每天早上教我們這些新兵蛋子耍大刀。我記得當時北平城裡的老百姓經常會來營房外看我們練刀，面帶笑容地豎著大拇指。當時北方戰事將至，北平城裡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