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我在期待著這種閱讀，期待著吳玄的小說中流淌的那種情感和思緒，那種難以名狀欲說還休的、對轉型極限時代的生活既深懷嚮往又憂心忡忡的那種心境。顯然，吳玄深刻地感知了生活的變動，感知了正在建立和正在坍塌的生活秩序。於是，吳玄的小說很像“一個蒼涼的手勢”，那裡既有無可奈何的詠歎，也有輓歌式的傷感。但就吳玄的文學觀念而言，他的現代是“反現代”的，批判性構成了他的小說的總體傾向。

一、　來自“西地”的憂傷故事

“西地”是吳玄幾篇小說的地名。這個不為人知的、來自本土的虛構之鄉與我們說來彷彿十分遙遠又陌生，它近乎原始的人際關係以及生活方式，似乎只存在於20世紀的現代小說中。但吳玄的“西地”與我們熟悉的充滿了詩意的鄉村又有極大的不同。在我的閱讀經驗中，鄉村與作家似乎存在著永遠不能拆散的精神關聯，鄉村是作家永遠的精神故園，是一個遙遠而又親近的夢。美國小說家馬克·吐溫對家鄉密西西比河鄉村生活的描摹，義大利小說家維爾加對故鄉西西里島鄉村底層生活的敘述，福克納對美國南方風情畫般的描繪，以及俄羅斯小說家屠格涅夫、契珂夫、托爾斯泰等對俄羅斯廣闊的草原、森林和鄉村生活的由衷讚美，以及拉美“爆炸文學”對古老的民族傳統和神秘地域的醒目記載，都在表明，鄉村像母體一樣孕育了無數作家和他們的經典作品。在我國，從現代小說的奠基者魯迅一直到茅盾、沈從文、趙樹理、孫犁、高小聲甚至更年輕一代作家那裡，中國鄉村始終被持久關注。這些作家無一不逃離了鄉村，成為城市的鄉村移民或來自鄉村的知識分子。但在城市——這個現代文明造就的怪物中，他們的靈與肉、現實和精神發生了分離，他們感到了某種不適或壓抑。當他們陷入了心理困境的時候，就會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記憶中的鄉村。鄉村作為一個烏托邦式的符號便具有了無盡的價值。在20世紀的中國，只要擁有了“鄉村情結”以及與之相關的民粹主義傾向，作家即可戰無不勝。但是對鄉村“建構”式的想象，我們只能理解為是一種對“現代”的恐懼和精神流亡。

另一方面，對鄉村的情感關係還隱含著一種未被言說的政治合法性。中國革命勝利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遍佈全國的農村根據地曾是中國革命的保障，農村與革命的親緣關係猶如母子。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國家，中國革命與農村又有著天然的情感聯絡，這無論對政治家還是文學家的心態都會產生久遠而深刻的影響。城市作為現代文明的象徵，也是資本主義成功的象徵，大量的原始積累造就了城市的現代文明，光怪陸離的繁榮景象隱含著背後不能歷數的殘酷和血腥。因此，城市也是罪惡的象徵，與純樸明麗天然的鄉村相比，它確實是齷齪骯髒的。面對這樣的“現代生活”，中國現代詩人或作家，除了郭沫若在《筆立山頭展望》中對大工業的滾滾黑煙一詠三嘆之外，還極少有人對現代文明的負面效應予以由衷的讚頌，這一“現代”崇尚卻使這位異軍突起的狂飈詩人從現代的行列驟然退出。在更多的作品裡，文學家對“現代”的批判幾乎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傳統。在劉吶鷗描述的賽馬場、大旅館、海濱浴場、夜總會、特別快車等都市生活場景中，我們目睹了“現代”資產階級男女狂歡的日夜；在郁達夫的小說中我們深切感受了城市給他造成的心理和情感傷害，他的苦悶與傷感至今仍可視為城市心態的經典；在沈從文的小說中我們則讀出了鄉村移民身居“現代”中的諸多挫折和搏鬥，又不得不在精神上重返故里；在茅盾的小說中我們則讀到作家對城市無情的揭示和失意感受。城市的罪惡在中國並不發達的城市中仍有觸有驚心的瀰漫。現代化帶來了物的豐盈也帶來了無可迴避的負面效應。

現在，吳玄似乎是在接續回答前輩們提出的問題：文學怎樣面對“現代”生活。《西地》是一部中篇小說，講述的是敘事主人公家鄉西地發生的故事。敘事人“呆瓜”在這裡似乎只是一個“他者”，他只是間或地進入故事。但“呆瓜”的成長曆程卻無意間成了西地事變的見證者：西地本來沒有故事，它千百年來就像停滯的鐘表一樣，物理時間的變化在西地沒有得到任何反映。西地的變化是透過一個具體的家庭的變故得到表達的。不幸的是，這個家庭就是“呆瓜”自己的家。當“呆瓜”已經成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時候，他的父親突然一紙信函召回了遠在城裡的他，原因是他的父親要離婚。這個“離婚”案件只對《西地》這篇小說十分重要，對西地這個酋長式統治的村落來說並不重要。“呆瓜”的蒞臨並不能改變父親離婚的訴求或決心，但“呆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