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他有哪些優勢做總統以及如何把它們變為現實。

有人能確信他本可以改變嗎？當然不能。人的性格因素是根深蒂固的。或許他可以專注自身利益，不計後果。但歷史表明，自制力通常是培養和習慣的問題而不是基因的問題。克林頓在總統任期內已成熟了許多，他變得更沉穩，更符合國民的要求。任期快結束時，他比開始時表現出了更高的工作效率。

在克林頓與萊溫斯基的關係上，根據萊溫斯基的筆錄，克林頓向她承認了以前與一些女人有關係，但在４０歲的時候他就竭力去中斷那些關係了。他把自己描述成一個想走正道的癮君子，跌下車，當看到她來的時候就拼命想再上去，或許他在說謊，正如萊溫斯基懷疑的那樣。有大量證據表明，克林頓在４０歲左右，對於他的放縱給其政治生涯所造成的破壞很敏感。他看到加里·哈特是如何在１９８８年下臺和如何拼命保護自己的。與謠傳相反，我在１８個月中看到的克林頓在努力檢點自己的行為。我的感覺是他在盡力改變但並沒有太大成效，如果在入主白宮之前，再給他４年的時間走向成熟，或許他就會成功。

歷史學家如是說

克林頓退出歷史舞臺時就像一位觸控天堂的人，一隻手滿是星星，另一隻手則滿是灰塵。歷史學家在約翰遜和尼克松身上看到的這種矛盾，在克林頓身上也看到了。

他是一個極有前途的人，有很高的智商、遠大的夢想、很強的適應能力及引人注目的風度，更顯而易見的是，他在任期內也取得了卓著的成就。經濟增長比以往的任期都明顯，貧困線降到３０年來的最低點，處於社會底層１／５的人收入水平比中產階級增長還要快。儘管民主黨人是主要的推動者，但克林頓在大幅度削減福利支出並使大批人重新就業方面是值得驕傲的。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是主要社會指標發生轉折的１０年。非法出生率、青少年懷孕率、離婚率、犯罪率、青少年犯罪率、毒品使用率都不再上升，而且在他在職期間開始下降。儘管這些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但如果沒有他的領導，不可能有如此大的進步。

在外交領域，克林頓也有吹噓的權利。他的批評家是苛刻的，儘管他也確實有疏忽和優柔寡斷的時候。雖然標新立異是他的主旋律，但他使國家遠離了戰爭，在促進歐洲統一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擴張方面起到了建設性的作用，推動了中東和平程序，制止了前南斯拉夫的種族屠殺，緩和了亞洲經濟危機，而且使世界經濟走上了正常的軌道。他也對印度進行了援助，還是繼卡特總統之後首位對非洲貧窮國家給予關注的總統。評價他的外交政策就像吐溫評價瓦格納一樣“他的音樂比聽上去要好。”

歷史學家又必須考慮如下事實，他的立法成就是突出的，如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７年的預算案，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家庭休假立法、福利改革立法、國民服務立法、布雷迪議案及准許中國加入世貿法案。還有許多遭到否決和未能公諸於世的：全面的健康改革計劃、社會保障改革、醫療改革、競選撥款改革、菸草改革、簽署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繼續在貿易當中享有權威及京都環境議定書。作為立法領導者，他的業績確實是多方面的。

然後就是道德的問題。在我面前有五卷本的《白水事件》，其中包括從克林頓上任初期《華爾街日報》的社論和文章。《華爾街日報》社論很激烈地反對克林頓，雖然許多對他的指控被證實毫無根據，而且共和黨人對他的指控也過了頭，但人人都會在讀這些記錄時感到沮喪。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克林頓深信並認為能提高他作為領導者聲望的是——未來。當克林頓在喬治敦大學讀書的時候，一位講授西方文明必修課而且相當古怪的教授卡羅爾·奎格利對他的影響很大。奎格利教授授課的精彩部分是關於“珍愛未來”，他認為進步取決於人們願意犧牲今天而獲得明天更美好的生活，“永遠不要忘記，珍愛未來。”正如一位傳記作家大衛·馬里尼斯指出的那樣，克林頓的講演幾乎沒有不引用奎格利在課堂上所說的話的。他總是相信，如果一個人每天都如同他一樣努力工作，未來就一定比現在更美好。

下面講的也許算是他聲望的一部分。如果艾爾·戈爾在今年秋天能入主白宮的話，克林頓可以在法律上聲稱他已改變了美國的政治面貌。我是在舉例說明。在他之前，共和黨人在最近的六次競選中有五次勝出，如果今年１１月戈爾獲勝，那民主黨就有三人當選總統了。那將很引人注目，因為正如斯蒂芬·斯科讓奈克所講，政治運動已隨著時間的推移失去了動力，運動要結束時的總統結局註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