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待崇禎特別好，如果崇禎帝剷除魏黨，平反錯案就等於否定自己哥哥天啟帝當年的施政，也等於說天啟帝當年是個糊塗蛋。

魏忠賢不得已只能以退為進，提出辭職，崇禎帝順水推舟答應了。這下魏氏弄巧成拙，一旦沒有職務，真是牆倒眾人推，彈劾他的奏章雪片似地飛到崇禎帝的案上，幾乎人人皆欲殺，崇禎帝利用輿論的力量趁熱打鐵將魏忠賢貶到鳳陽替皇家看守祖陵，看到大勢已去的魏忠賢，在半路上自殺。

魏忠賢死了，按理說完全可以把所有的壞事推到他身上就行了。但他提拔的官員還把持朝廷要津，崇禎帝如果不把這場鬥爭引向深入，將魏黨除根，他的權力佈局意圖是很難達到的。魏黨餘孽當然要反擊，他們的招數還是不外乎拿先帝既定政策做幌子。

可是，這世上總是活人最終勝死人的，聰明人多得很，完全可以繞過先帝已經做出的決定，將先帝的靈位高高供起來，而把他生前的政策措施來個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中國的封建傳統政治中，新的權力佈局、政治變革總是從平反冤獄開始。此舉既能打倒舊勢力，又能收拾民心，爭取輿論。

此時，翰林院的編修倪元璐向皇帝連上奏摺，不但要求為東林黨平反，而且要求搗毀《三朝要典》。儘管這招有風險，但倪元璐看到了皇帝的心思，他比兩個在魏忠賢快完蛋時還拍馬屁的監生聰明多了。因為平反冤獄、新政實施不僅是人事上的變遷，還必須有理論上的突破，在古代就是“正名”。這《三朝要典》是天啟朝在魏忠賢的主持下修訂的國史，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對當時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進行定性的“正名”之舉。在這個“正名”過程中，東林黨人被當成奸邪之徒，魏黨則是忠貞的國家柱石。當年修纂成功後，魏黨也希望《三朝要典》成為永不翻案的東西，它一旦翻過來，魏黨餘孽就沒有了再在政治場上生存下去的正當理由。

崇禎帝很聰明，面對因譭棄《要典》而可能有人質疑他辜負亡兄天啟帝的信任，他說有了熹宗皇帝的實錄，不必有《要典》，熹宗皇帝的光輝形象在實錄中留給後人景仰。然後下旨說：“從今以後，官方不要以天啟朝東林黨人事件來決定好壞醜惡的評價，天下的人才不要依照《三朝要典》來決定進退。”

理論上一旦有了突破，平反就順風順水了，魏黨還留在朝廷的人很快就清除了，崇禎帝大勝。也許是崇禎帝在當信王和即位之初時裝孫子，憋了很久，一旦釋放就控制不住。魏黨除掉後，崇禎很快就顯露出他剛愎自用、狹隘多疑的本性，急躁冒進，鬧得政局不可收拾，本想做中興之君最終成了亡國之君。

崇禎帝即位後，先忍耐靜觀，再進行人事調動，然後解決魏黨首要人物，最後憑藉“正名”，以求根本解決魏黨的殘餘影響，這是封建政治中常見的套路了。

家法即國法

崇禎當上了皇帝后，除掉了罷斥朝政的魏忠賢以及魏氏的對食——熹宗乳母客氏。一個團體的頭腦除掉後，接下來的工作就是剪除手足，這項工作一定會搞成轟轟烈烈的運動，否則怎能保住撥亂反正的成果？

“閹黨”逆案最後由皇帝欽定，罪犯分三級，首逆當然是第一等，非魏忠賢、客氏莫屬；第二等為首逆同謀，是魏忠賢重用的崔呈秀等把持要津的高官，以及魏、客的侄子和兒子。第三等罪名為“交結近侍”。這個罪名仔細分析起來經不起推敲，魏忠賢連皇帝都可以操縱，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對於這樣權傾天下的九千歲，朝廷能有幾個人能潔身自好不去想辦法結交呢？這種天下朝廷命官爭相巴結一個自宮的廢人的畸形政局形成，是誰造成的？當然是皇帝的昏庸、制度的腐朽造成的，但崇禎不能去責備自己的哥哥，熹宗朝政治糜爛的責任只能由魏忠賢和巴結他的大臣來承擔。

犯“交接近侍”大罪第一人是劉志選，此人已經七十多歲了，萬曆年間，任合肥知縣時，吏部考察不合格，罷官回家。——當時京官和外官的考察，儘管摻雜著派系鬥爭，但程式上還是非常嚴謹的，決不是認認真真走過場。劉志選在浙江老家閒居了三十年，曾嘗過做官威風的他，一日也不能忘卻起復。

魏忠賢當政後，劉志選透過跑關係，得以復出，這類好不容易重新戴上烏紗帽的人，格外珍惜來之不易的位置，處事更是利字當頭，不講廉恥。《紅樓夢》中的賈雨村便是這樣一個人，考中進士，第一次進入官場，手段還欠圓通，心中還殘存著一絲讀聖賢書所培養的榮辱觀，因此得罪上司，罷官回家。後來投奔賈府重新做官，再次出山後的雨村便吸取教訓，很快成為一個辦事老到、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