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因為二十一歲以前的萬曆皇帝一直生活在張居正的陰影下，對他有著父親般的畏懼，所以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終於爆發了，抄沒他全家。生前震主的權威，終於在死後引起了禍患。

張居正是個悲劇人物，無論是他生前的作為還是死後的子孫的遭遇。可是在那個時代，張居正不這樣做，他能掌握權柄，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嗎？海瑞的遭遇便是很好的說明，個人的品德只有符號意義，在權力場中是蒼白、不堪一擊的。張居正死了，應該沒人擋海瑞的路了吧。可是，“帝屢欲召用瑞，執政陰沮之，乃以為南京右都御史。諸司素偷惰，瑞以身矯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

這樣的官員，沒人喜歡他，只能弄到南京去做個閒官，誰在他手下當差誰倒黴。海瑞這樣的人註定是“瓠瓜”，系而不用。孔孟以來，中國儒家所推崇的倫理價值觀，在現實生活中和政治目標的實現總是矛盾的。儒家對士人有著道德的高標準要求，可是如果真的成為道德完人，在政治場上基本上不會有什麼作為。孔子和孟子一生政治上不得意，如果他們真的像張居正那樣掌握了極大的權力，還能說“仁者愛人”，“吾養吾浩然之氣”嗎？

廟堂是非　天下反之

顧憲成是明朝萬曆年間的大學者，東林學派的創始人。他一生仕途並不順利，他於萬曆八年（1580年）三十一歲的時候中進士，開始了宦海生涯，可一直是個級別不高的京官。四十三歲那年才當上了吏部考功司主事，這是個要害部門的中級官員，職責是考核文官的政績。接著他進入了仕途的快車道，一年多的時間，升到吏部文選司郎中，這是朝廷六部中最重要的司局長，掌管天下文官的選拔，看起來前途似錦，只要不得罪皇帝和內閣輔臣，晉升為侍郎、尚書，然後進內閣做大學士，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但顧憲成這短時間順風順水只是他仕途的“迴光返照”，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他因廷推閣臣得罪了皇帝，被革職為民，回到了老家無錫的東林書院講學，集聚了一批不得志的文人，開始收徒講學。

什麼叫廷推？就是選拔重要官員，照例要由吏部提出候選名單，然後進行討論，呈報皇帝定奪，在形式上這種做法對皇權可算是某種限制。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五月，首輔大臣（相當於宰相）王錫爵告老還鄉，要新的首輔接任。皇帝以內閣輔臣地位重要為理由，想“特簡”——不按規矩由皇帝直接提拔，吏部尚書力爭，認為廷推是慣例，宰相（明自洪武帝廢宰相後，沒有了名義上的相，但習慣將內閣中首輔稱為宰相）如果不經過廷推，“恐開捷徑”，整個大明帝國的官員選拔制度將受到極大的破壞。萬曆帝雖然擅權，但祖宗傳下的習慣法對他還是很有約束力的，並不是人們想象那樣，皇帝完全能為所欲為。因此萬曆帝只好聽從吏部的建議，仍由吏部提出候選名單。

提出名單的權力主要集中在吏部尚書、侍郎和文選司郎手中，由此可見顧憲成當時級別不高，但地位重要。他們幾人一商議，將兩年前因“冊立東宮”之事得罪皇帝而辭職的首輔王家屏列入候選名單。

萬曆朝皇儲之爭是晚明重大政治事件之一，萬曆帝想舍長子而立寵妃鄭氏所生的次子為太子，但在眾位耿直大臣看來，這和嘉靖帝追贈生父為皇帝一樣，是對禮法的破壞，當然要極力反對。——帝制時代，沒有比皇位繼承更大的政治了。因此事引起君臣在這個問題上尖銳對立，而大臣中間也產生派系，直接後果是朝局動盪，許多有道德操守的大臣為了維護禮法而去位。

禮部給事中李獻可，看到皇帝沒有立長子為太子的意思，決定迂迴一下，建議舉行“豫教元子”的典禮，即皇長子正式接受學校的教育，因為當時皇長子已經十一歲了，以此來提升皇長子的地位。皇帝很惱火，抓住奏摺中一個筆誤大做文章，御批他“誣戲君上，好生可惡”，要求降級罰俸，調到京外。

這御批當然要交給首輔大臣王家屏去辦理，誰知道王家屏這位山西人，有著一股驢子的倔勁兒，他公開支援李獻可，竟然封還御批——把皇帝的命令退回去，這樣大膽的首輔，從明清以後，確實不多見。一些言官前赴後繼上書為李獻可說話，而且言詞十分激烈，指責皇帝“坐視元子失學，而敝帚宗社”。也就是說皇帝坐視長子失學，是對老祖宗傳下來的江山不負責任，皇帝這下忍不住了，命令錦衣衛將這個諫官廷杖一百棍。王家屏作為首輔大臣，救不了這些言官，乾脆辭職。皇帝早就看他不順眼，自然批准。

這次顧憲成等人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