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玄武門之變呢？骨肉情誼在權力面前又算得了什麼？藩王擁兵自重的後果，當時肯定好多大臣都看到了，可人家知道說這話的風險，所以都一本正經地說，各個藩王之間手足情深，孝順友悌，陛下大可高枕無憂。只有葉伯巨是那個什麼也不考慮的小孩，把皇帝光屁股的真相說出口了。

金鑾殿上的“群眾暴力”

明朝是個重禮法的朝代，出仕計程車人，不管個人品德如何，但是在公開場合，總要擺出“非禮弗視，非禮弗聽，非禮弗言，非禮勿動”的樣子。廷臣為了進諫皇帝，把頭磕在地板上大出血的有之，甚至絕食上吊也有之。但很難想象當著至尊之面，像北洋政府或今天台灣地區的議會那樣，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如果這樣的話不但是有礙禮法，更是藐視朝廷的權威和帝王的尊嚴。

但在明朝“土木堡之變”後的非常時期，明朝的金鑾殿上上演過一曲全武行，遠甚於臺灣地區議會的群毆。由於英宗聽信了權奸大宦官王振的話，輕率地親征瓦剌，被俘虜了，史書上稱“北狩”。——中國歷史上，“北狩”的還有宋代徽、欽二帝，明明是自己當了獵物，被“蠻夷”抓獲了，應當是“被狩”，可我們老祖先用傳統的阿Q法如此為尊者諱。

國中不可一日無君，英宗的弟弟朱祁鈺代行國家元首的職責。後來他在於謙等人的擁戴下，登基做了皇帝，絕了瓦剌以英宗做奇貨來要挾明廷的念頭，是為代宗。

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二日，英宗被俘後的第七天，尚未登基的代宗作為攝政王上朝理事，當時王振也跟著英宗出征，死在亂軍中了。受夠了這個大太監鳥氣的官員們，這下可以放開嗓門一訴委屈了。右都御史陳鎰（都察院主官，正二品）聯合大臣提議：王振危害社稷，陷害皇上，請誅殺其族來安撫人心。

這時候其他大臣哭聲震動大殿。——中國文官動不動就哭哭啼啼，確實是個值得研究的有趣現象。這時候一個沒有眼力的王振同黨馬順站出來呵斥陳鎰，他大概還以為是他所仰仗的王公公當權時期。一幫大臣本來就恨王振恨得想寢其皮食其肉，這下一個王黨“餘孽”如此不知趣地站出來維護老大的利益，豈不是送上門來？

給事中王竑憤怒了，他和刑科給事中（給事中是派駐在六部的監察官，類似今天監察部駐各部委的監察官員）曹凱，看到陳鎰被王黨的人斥罵，且王振當權時，監察機構形同虛設，新仇舊怨湧上心頭。兩人揪住馬順的頭髮，用牙咬他的肉，大叫：“你以前幫助王振作惡，狐假虎威，現在事情這樣了，誰還怕你呀。”其他大臣一哄而上，活生生地將這馬順打死在金鑾殿上。

反正已經出了人命，這些大臣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要王振另外的同黨毛、王二人。這時候有個太監金英，腦瓜子比馬順活絡多了，關鍵時刻以實際行動來立功，爭取這些失去理智的文官的原諒，便主動把這兩人揪出來，一陣亂拳兩人被當場打死。大夥兒還不解恨，把三具屍體拖到東安門陳列。不一會兒，又有人把王振的侄子王山（就是霸佔某死去指揮的小妾，陷害薛瑄，後來做了錦衣衛高階官員的那位）抓過來，反綁雙手讓他跪在庭上，讓眾人唾罵。剛剛攝政的朱祁鈺哪見過這架勢，嚇呆了。還是于謙比較鎮定，他扶住朱祁鈺坐下，在請示攝政王后，向百官宣諭：“馬順等幾人罪當死，其他參加毆打的人不以殺人罪論處。”

這樣一下大家就安靜了。群眾暴力經過事後追認，合法化了，打架的人成了鋤奸的勇士。王山被拖出去“磔之”（將屍體一刀刀割碎），王振也被抄家滅族。

這場金鑾殿上的武鬥餘波未平，代宗登基後的景泰元年（1450年），鎮守浙江的宮中宦官李德上書道：諸臣擅自殺死馬順，等於侵犯朝廷。這樣的賊臣不能再用。——同樣是宦官，他和王振有共同的利益，這樣的上表不足為奇。而且他說得很有道理，頗有點依法辦事的味道，這馬順等三人即使罪該萬事，也得由朝廷下令逮捕，交由三法司審理，再判處相應的刑罰。大臣自己動手將人打死，當然是犯罪行為。我想從古至今，這是個一般人都能明白的常識。

可是牽扯到那麼多大臣，一一追究起來，大敵當前，這代宗剛剛坐上的皇位能否穩固還難說。於是代宗再次安撫參加武鬥的大臣：“誅滅亂臣，目的是安定眾志，愛卿們的忠義，朕已知道，不要把李德的話放在心上。”皇帝再一次確認了那場金鑾殿上武鬥的合法性。

這個故事或許能反映出明朝不正常的政治生態。受儒家文化教育多年的文官們，竟然能在朝廷不顧法度，將人打死。本來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