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同等條件的人封為公的爵位。後來他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地伺候皇上，並向皇上作出誠懇而深刻的自我檢討，才被寬恕。進封為信國公的時候，皇帝還不忘他歷史上的錯誤，歷數他鎮守常州的過失，並將這段歷史鐫刻在鐵券上頒賜給湯和，讓他子孫後代牢牢記住，為人臣者別翹尾巴。——部屬的過失，往往成為上司的殺手鐧，時不時要拿出來敲打一下。

從秦始皇統一六國，改封建制為郡縣制後，皇帝如何處置開國功臣，一直是道歷史性難題。周王室裂土封侯，這個問題好解決。因為將土地轉包給各位諸侯，諸侯在自己的封地中，可以稱孤道寡，自成體系，周天子並不干涉內政，天子作為諸侯們的共主，也就是維持名義上老大的地位，主持國與國之間的爭端，接受諸侯定期的進貢，大多數時間內，政令不出王畿，稱霸的諸侯沒必要推翻天子的位置自己取而代之，這樣反而會惹火燒身。因此暴發戶楚子，自忖帶甲百萬，地廣兩千裡，便有問鼎中原的非分之想。被告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鼎之輕重，不可問也”。自討了個沒趣。這也是周朝國祚能有八百年之長的根本原因。始皇帝廢除諸侯，各地設流官治理，功臣們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獨立王國了，只能老老實實扛活，任皇帝驅使，這一下子，君臣之間就有天壤之別。皇帝當然要時時刻刻提防擁兵自重的大臣，不甘於人下來奪自己的那把龍椅，因此處置功臣才是成了一門高深的帝王術，而如何在皇權下活命也是臣下必須知曉的學問。從始皇帝橫掃六合開始，王翦就明白這個道理，帥兵出戰前，還向秦王要求得到田地或宅院的賞賜，手下的將士不明白，認為大元帥擁有如此的兵權，為什麼還要貪圖那樣的小利呢？王翦此舉是向秦王表白，他只求田問舍，沒有別的想法，秦王才放心讓他帥兵出戰。君臣這種演戲似的默契，在秦朝剛剛開始之時，所以王翦手下的將士不太明白，到了後來，皇權越來越重，對大臣的防範越來越縝密，大臣也越來越知趣了。趙匡胤被部下黃袍加身，一個殿前都指揮一下子做了皇帝。這皇位能否坐穩，他心裡是很擔心的，因為五代十國期間，帶兵的人政變是家常便飯，坐在龍椅上的人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他只得透過杯酒釋兵權的方式，解除了那些擁戴他登上皇位的老兄弟的兵權，厚賜他們讓他們好好養老。——如果說宋太祖還需要主動提醒大家，大家才交權。到了明朝初年，不用皇帝提醒，就有湯和這樣十分主動交出兵權的功臣。真是做臣子得越活越明白呀。

錢穆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中分析宋代相權被分割後，用人之權，全不在宰相而歸於單列的考課院。“這是宋初皇室在一種自卑感的私心下，蓄意要減奪中書宰相職權而添設的。”

從秦漢到明清，我們幾乎可以看到一個趨勢：皇帝越來越不自信，越來越多疑，對大臣們的防範越來越嚴密，大臣們為了避禍，表面上越來越恭順。劉邦建立漢代後，儘管自己出身卑微，但他尚有一種“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的自信，儘管韓信遭受兔死狗烹的命運，但高祖釋放了勸韓信造反的蒯通。蒯通在他面前自辨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也。蹠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漢高祖有這番度量，沒把功臣都殺完或者全部剝奪權力，所以他死後，諸呂為亂，周勃和陳平才能誅殺諸呂安定漢室。

到了朱元璋，乾脆廢除宰相，六部直接向皇帝負責，權力是收回來了，可一旦碰到皇帝昏庸，大權必然被宦官蠶食。所以黃宗羲感嘆道：“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

做皇帝的不是不知道權力集中於一人會帶來弊病，但他沒辦法信任大臣們，不得不如此。用錢穆的話來說，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有一些確實是制度，有一些則只能叫做事情或法術”。從漢代到明清，制度的東西越來越少，法術的東西越來越多。二者有什麼區別呢？砍柴不揣簡陋，大膽打個比喻。比如一個國家有總統府，有內閣，有參眾兩院，不論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國家，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如何產生，他們的許可權等等，法律都有明確的規定，大家按著程式來辦事就是尊重製度。如果一個總統不放心總理，自己很隨意地再設一個龐大的辦事機構，把內閣的權力奪過來，這就是法術。清朝比明朝更進一步，不但不設宰相，到後來連內閣六部的權力也削奪了，直接搞一個軍機處這樣的私人秘書機構。

所謂“法術”，就是黃宗羲在《原法》中所說的“非法之法”。皇帝“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