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人君子有個毛病，《老殘遊記》中有人評論道：“清廉的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個脾氣不好，他總覺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個人是君子。”這種以道德標準來劃分敵我的二分法本來就很荒謬，政治遠非道德評價那樣可以黑白分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開始的循例考察京官，是所謂“東林”和“浙黨”早期衝突最厲害的一次，原因是東林人佔優勢的吏部和浙人沈一貫為大學士的內閣，圍繞人事大權產生的矛盾，卻搞到勢如水火。後來到了泰昌、天啟時，沈一貫早就罷相，顧憲成已死，這種相互對壘的局面應該瓦解了。

但在中國古代，兩撥讀書人之間結下了樑子，是很難冰釋的，矛盾還會隨著門生故吏代代相傳。東林人認為在當年京察時，自己公正廉明，而內閣大佬企圖以權謀私。雙方相互攻擊對方結黨。

泰昌帝皇帝位子才坐了一個多月，因沉溺女色，誤服臣下所進紅丸而暴斃，皇位傳到那個木匠皇帝天啟帝。泰昌崩駕時，泰昌所寵幸的李選侍一直在身邊服侍，她不願意搬離只有皇帝才能居住的乾清宮，希望將甫登大位的傻少年天啟帝控制起來，達到干政目的。楊漣和一些大臣認為這個李選侍既非先帝的正宮娘娘，又非當今皇帝的生母，正值壯年，和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皇帝住在一個宮內，禍患無窮，便讓李選侍立刻搬出乾清宮，騰出來讓新皇進駐。這是晚明有名的“移宮案”。

“移宮案”中，楊漣、左光斗等東林人對天啟帝掃除親政障礙，順利即位有功，因此東林諸君子得到了重用。已經罷官的東林老人趙南星、高攀龍等重新啟用，而且佔據要津。趙南星為吏部尚書，高攀龍為左都御史，掌握了人事和監察大權。楊漣也擢升為左副都御史，左光斗為右僉都御史，分別為都察院二把手和三把手。其他如魏大中、顧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等東林君子，都是重要的部、院和科道官員，一時間，朝政基本上被東林人把持，這就是所謂短暫的“眾正盈朝”。其他不合他們法眼，被視為小人的臣僚們當然心懷不滿，而且提心吊膽。

如果真正有大政治家的氣魄，此時東林人最重要的就是實現鄒元標所提倡的“和衷”，不能簡單以道德的標準來對待眾臣，更不能以門戶之見來處理政事。但掌握銓敘大權的東林人在提拔自己陣營裡的“正人”同時，不忘打擊報復非自己陣營的“小人”，落下了結黨營私的口實。

尤其是吏部尚書趙南星，這人剛嚴清廉，這當然是很好的個人品德，可作為幹部主管部門的首長，太是非、愛憎分明未必是好事。比如說魏忠賢和趙南星是同鄉，看到趙已有這樣的權勢，希望結納，派自己的外甥登門拜訪，趙不予接納。當時的內閣大學士、魏忠賢的得力干將魏廣微，其父魏允貞生前和趙南星、顧憲成非常要好，在萬曆帝遲遲不立太子時，結成同志，不怕被罷黜，上書力諫，是萬曆朝的名臣。這魏廣微當了大學士後，應當說是吏部尚書的上司，他以子侄輩的禮數三次登門拜訪，趙南星閉門不納，而且對人說“見泉（魏允貞的字）無子”，並讓人帶話給魏廣微讓他好好讀父親的遺著，好將來能在九泉下有臉見父親。那個年代說人違背父教是最厲害的罵人，魏廣微能不痛恨他嗎？

雖說是道不同不足與謀，但趙南星等東林黨人此時不是簡單地居家過日子，而是在輔佐朝廷，是非觀當然得有，但行事應當講究方式。像魏忠賢、魏廣微主動親近，虛與委蛇，給人家一個面子又如何。彼此同朝為臣，維繫著表面上的客氣，沒準能利用自己的影響，使朝局較為平穩地運作。人家魏忠賢和魏廣微等閹黨並不是一上來就要和你刺刀見紅。

君子和小人鬥，君子往往鬥不過小人，有君子疏小人密的原因，也多半是因為小人善於從權而變，君子剛直不阿，心中有一種所謂的道德底氣，因此比較牛逼。但為政不是講學，看到趙南星等人的表現，就能理解當年張居正，為做大事，其行事方式被人指責為走旁門左道，張居正是多麼不容易。

東林諸君子這種“親不親，路線分”的行事方式，終於使矛盾激發，很快不可收拾，演化為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尤其那些不被東林諸人喜歡的“小人”，為了自保，即使內心未必敬佩魏忠賢，也紛紛投靠，結成同盟來對付東林，東林焉能不敗？所以高陽批評趙南星這樣的君子，“正氣可敬，卻微嫌剛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說後果，因而把一些遊離分子都逼到閹黨那面”。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南明擁戴福王的大奸阮大鋮，本來和東林諸君子關係不錯，他是懷寧人，和桐城人左光斗是老鄉。吏部給事中出缺，按年資他比魏大中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