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可行的。崇禎元年即天聰二年（1628年）四月初三日他受命為兵部尚書兼督師薊遼，到七月十四日平臺奏對，中間98天；三個多月的時間。特別是在來北京的路上，他想得最多的是“復遼”的問題。袁崇煥受召後，扶病兼程，疏陳方略。初七日，行至阜城，看到邸報中崇禎帝對自己奏疏的批示。我認為，“五年復遼”不是“漫對”；也不是“失言”，更不是滿足崇禎皇帝的“焦慮聖心”，而是基於他對當時形勢的分析與判斷。

第五，五年復遼，為其追求。正如後來袁崇煥在殺毛文龍奏疏中所說：“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至於後來“五年復遼”的事實成為泡影，於是就有“事後諸葛亮”者以“失敗”來推論“當初”。

應當指出：當時明朝人對於遼東形勢有悲觀派和樂觀派兩種分析。悲觀派如王在晉，主張在山海關外八里鋪再修一座城護衛關城；樂觀派如袁崇煥主張“五年復遼”。袁崇煥是樂觀派，他對“彼”與“己”的分析是：

對“己”——

（1）皇帝英睿（對他超乎尋常信任）；

（2）內閣新東林內閣；

（3）七卿六部尚書和左都御史主要是東林黨人；

（4）統帥自任兵部尚書兼薊遼督師；

（5）戶部供應糧餉；

（6）工部供應器械；

（7）吏部遴選官員；

（8）兵部作戰協調；

（9）言官不亂彈劾；

（10）兵略有寧遠、寧錦兩次大捷的經驗。

對“彼”——

（1）老汗努爾哈赤敗死在自己手下；

（2）後金汗位交替，內部不穩；

（3）皇太極在寧錦也曾敗在自己手下；

（4）遼民對後金普遍不滿與反抗。

對“友”——

（1）蒙古林丹汗有盟約支援明朝；

（2）朝鮮李朝國王李倧（zōnɡ）也對後金不滿。

以上16條因素，如果最佳組合，“五年復遼”是可能的。認為袁崇煥“五年復遼”是“斗膽在君前‘戲言’”的論斷，缺乏史據，值得商榷。然而，袁崇煥的悲劇在於，他對“己”、“彼”、“友”關係的變數考慮不周，對明朝痼疾認識不夠，對後金新政估計不足，對政治與軍事全域性判斷失誤，從而留下隙缺——皇太極的“天聰新政”出了一個奇招，就是“出其不意，攻其心臟”——突然襲擊，攻打北京。於是，整個一盤棋全被攪局了，釀成了袁崇煥“五年復遼”化作泡影的悲劇。

第二十七講

天聰新政

在明朝與後金對弈的棋盤上，明朝政局發生了鉅變，主要是崇禎帝採取重大措施，強化皇權；後金政局也發生了鉅變，主要是天聰汗皇太極調整治國政策，固本鼎新——這些對袁崇煥督師薊遼既有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影響。因為袁崇煥的主要對手是皇太極，而皇太極又是袁崇煥的剋星，所以要進一步瞭解袁崇煥必須瞭解皇太極，而瞭解皇太極要從其人其政入手。一、天聰其人

天聰汗皇太極是努爾哈赤的第八子。努爾哈赤共有16個兒子，其中傑出的有：長子褚英、次子代善、五子莽古爾泰、八子皇太極、十四子多爾袞；還有兩個侄子（舒爾哈齊之子）——阿敏和濟爾哈朗也較出色。天啟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清太祖努爾哈赤死。努爾哈赤的死和天啟皇帝的死，只差一年；同樣，崇禎帝繼位和天聰汗繼位，也只差一年。

天聰汗皇太極像

努爾哈赤死後的汗位繼承，實行的是八和碩貝勒共議推舉新汗的制度。在努爾哈赤的子侄中，褚英已死，多爾袞太小，以四大貝勒權勢最大，最有希望繼承汗位。他們是：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和四貝勒皇太極。但阿敏的父親舒爾哈齊因罪被圈禁至死，他本身也犯過大錯，實際已經沒有資格爭奪汗位。三貝勒莽古爾泰的生母富察氏，因夫君戰死而改嫁給努爾哈赤。富察氏有過錯，莽古爾泰便親手殺死他的生身母親。這件事雖博得他父親的信任，但使他在兄弟、大臣中威望下降。所以，莽古爾泰在汗位爭奪中也沒有什麼競爭力。

最有希望繼承汗位的大貝勒代善，在汗位爭奪中，也敗給了皇太極。《滿文老檔》記載，天命五年即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努爾哈赤小福晉德因澤告發代善與繼母大福晉關係曖昧：“大福晉曾二次備辦飯食，送與大貝勒，大貝勒受而食之。又一次送飯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