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歡，無所事事。於是借酒色填補精神空虛，長期“惑於女寵”。朱常洛的妃子很多，太子妃郭氏，才人王氏（天啟帝朱由校的母親）、賢妃劉氏（崇禎帝朱由檢的母親）等。還有兩位姓李的選侍，一稱東李選侍（簡稱東李），另一稱西李選侍（簡稱西李）。選侍就是侍候皇帝起居而未有封號的宮女。他最寵愛的西李後來還引發了一起“移宮案”。我們還是回過頭來，說說“梃擊案”。

梃擊事件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發生了梃擊東宮太子朱常洛事件，這就是“梃擊案”。這一年太子朱常洛33歲。

這天傍晚，薊州男子張差，手持棗木棍，從東華門直奔內廷，打傷守門太監，闖進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慶宮，直到前殿屋簷下才被捉拿。當時，慈慶宮第一道門只有兩名太監守門，第二道門無人看守。事發後朱常洛驚恐萬狀，而且“舉朝驚駭”。萬曆帝下令審訊。負責審問的為“浙黨”官吏，說張差是個瘋癲病人，企圖糊塗結案。而巴結鄭貴妃的內閣首輔、“浙黨”首領方從哲也不願深究。東林黨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宷（ｃàｉ），透過單獨提審和與刑部官員共審，使張差供出：是鄭貴妃手下太監龐保、劉成“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指太子），有吃有穿”。朝中東林黨人懷疑是鄭貴妃欲謀害太子，堅決要求徹底追究。事情牽連鄭貴妃，朝議洶洶。

《明史？鄭貴妃傳》記載：鄭貴妃聞知後，對萬曆帝哭泣。萬曆帝說：“外廷語不易解，若須自求太子。”於是，鄭貴妃就找到了皇太子朱常洛。史書記載，鄭貴妃向太子號訴，就是鄭貴妃找到了皇太子朱常洛，嚎啕大哭，訴說事情的原委，請求太子寬恕。二人對話的過程是：貴妃拜，太子也拜，貴妃和太子是且泣且拜，一面哭一面拜。萬曆皇帝一看這事情鬧大了，牽連到鄭貴妃不好，又牽扯到太子——兩頭為難，怎麼辦呢？他決定親自來處理這個事。萬曆帝在慈寧宮皇太后靈位几案前召見太子和百官，令太子降諭處理此案，禁止株連，就是不要牽扯太多人。皇太子朱常洛既不願意得罪他父皇，也不願意得罪鄭貴妃，不敢深究此事，也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息事寧人。萬曆帝因為都是他們家裡頭的事情，而且牽扯到鄭貴妃，也不想深究此事。最後決定把張差處死，兩個太監龐保和劉成在內廷秘密打死，草草了結這樁大案。負責此案審理的王之宷遭到反東林黨一派官吏的攻擊，萬曆帝將他削職為民。這就是“梃擊案”。

大家注意，梃擊案鬥爭的焦點，從表面上看是鄭貴妃意欲謀害太子朱常洛而未得逞，好像是皇帝的家事，但實質上是國事，反映出朝廷中東林黨與其他派系的政治鬥爭。儘管萬曆帝親自處理結案，但這件事情始終疑雲重重。此後大臣們常以此為題目，“奏章累數千百，由是門戶之禍大起”。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在“梃擊案”之後，又發生“紅丸案”。

二、紅丸案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萬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繼位，改年號為泰昌，所以習慣把他叫作泰昌帝。八月初一日，泰昌帝在登極大典上，“玉履安和”，“衝粹無病容”，就是行走、儀態正常，沒有疾病的症象。泰昌帝在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發銀100萬兩犒勞遼東等處邊防將士，罷免礦稅、榷稅，撤回礦稅使，增補閣臣，運轉中樞，“朝野感動”。

本來以為新君繼位，會有一番作為，不想登極大典後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萬壽節，也取消了慶典。《國榷》記載：鄭貴妃“進侍姬八人，上疾始憊”。《罪惟錄》也記載：“及登極，貴妃進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八月十四日，泰昌帝病重，召內官崔文升治病。服用崔文升開的藥後，就開始腹瀉，用今天話來說可能是得了急性腸胃炎吧。一晝夜瀉好多次，有的說一晝夜瀉三四十次。八月二十九日，泰昌帝召見內閣大臣，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首輔方從哲等回話：“鴻臚寺丞李可灼自稱有仙丹妙藥，臣等未敢輕信。”這裡稍作解釋。鴻臚寺是掌管朝會、賓客、禮儀等事的一個機構，鴻臚寺的正卿叫鴻臚寺卿，四品。他的副手是鴻臚寺少卿，五品。鴻臚寺丞又低一級，六品，大致相當於現在的處級幹部。泰昌帝命身邊太監速召李可灼進宮。李可灼診視完畢，泰昌帝命快快進藥。諸臣再三囑咐李可灼慎重用藥，泰昌帝則不斷催促趕快和藥。到日午，李可灼進一粒紅丸。泰昌帝先飲湯，氣直喘。待藥入，即不喘。於是稱讚李可灼為“忠臣”。大臣們都心懷不安，等候在宮門外。一位太監高興地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