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認識了一些字。”

他說：“對別人可甭說認識字呀！有人問你，就說不認識。”

我還不理解：“紅軍教我識字，我們營部那位文書教得可好了。”

他說：“小同志啊，你不懂呀，現在千萬不能對別人說認識字啊！你說了實話，有人就懷疑你念過書，家裡一定有錢財，不是地主就是資本家，都是我們革命的物件砍掉你這個小腦殼。”說著，他用手掌在我脖頸上抹了一掌。

聽了這位紅軍首長的一番話，聯想先前部隊文書失蹤和保衛局深夜殺人的事，一股涼氣從我心底沉到腳板心。讀書識字有掉腦袋危險的觀念牢牢地在我心裡紮了根。我似乎理解了營部文書被保衛局抓走的原因。我感激紅軍首長的指點，就問他，為什麼住牢房。他說，我是一個縣委書記，工作沒有做好，讓保衛局抓起來了。

這位縣委書記關進牢房一個多月，我倆漸漸親密。他對我要求：“小李，你到那兒給我找個高凳行不行？”我也沒有多想，就搬來一隻高腳木凳。第二天早晨，我去送早飯，牢門緊閉不開，我留了一個心眼兒，沒有聲張，跑到一邊玩去了。轉天，牢房門還推不開，我呼喊幾聲，沒有應答，急忙跑去把檢察科長找來，大家把牢門撞開，牢房裡空蕩無人，那隻高腳凳子疊架在木床上，後牆的窗戶敞開著。

川陝保衛局對那次“逃亡事件”追查了幾天，好像有我許多責任，但沒有處分我。聽他們幾個人議論：

“小娃子不懂事，想不到幫人逃跑，算了吧。”

“苦大仇深的孩子，還能殺了他？”

“不讓他在保衛局待著就得啦。”

不久，我和十幾名“少年紅軍”調離通江，去王坪的紅四方面軍總醫院。

在紅軍總醫院（1）

從通江去王坪，十幾名“小紅軍”與我同行，川陝保衛局的一名幹部帶隊，關照我們吃宿。紅軍總醫院隱蔽在巴山腹地“世外桃源”，還有十幾處分院散佈在周圍的大山裡。

醫院政治部張琴秋主任對負責分配的政治幹事說：“這幾位小同志，你看哪裡需要人手，可以調他們去幫助工作，給我留一個小同志。”她用手向我一指，“我就要這個小同志吧！”。

紅軍醫院總部設在一個小山灣的平壩，一處馬蹄形的院落，院落前一條蜿蜒的山路，通向附近稍小的民居宅院。馬蹄形宅居二十多間房屋，張琴秋的辦公室和寢室在“馬蹄形”的左端，我睡在右端的房子裡，與張琴秋隔天井相望。正房中堂的條案上擺放幾塊祖宗供牌，其餘房間住滿了紅軍傷病員。張琴秋經常在警衛員陪同下，翻山越嶺巡視各個分院，留下我一個人看守她的辦公室。我也參加醫院的護士訓練班，學習清洗、換藥、包紮、辨認中草藥和護理傷病員。

當時，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藥治療。有傷病員發作腹痛，渾身大汗，呼天搶地是叫喚。老中醫讓護士趕緊研磨墨汁，又找來一顆步槍子彈，拔去彈頭，把彈殼裡的火藥倒進墨汁，馬上給病人灌服。一會兒，鬧病的傷員就從竹床上爬起來，抹一把臉上的冷汗，咧嘴一笑，好了，肚子不痛了。

紅軍總醫院裡二百多名十多歲的小護士，身穿五顏六色的各式衣服，以瘦小的身軀，每天承擔繁重的醫護任務，為傷病員打水打飯，洗衣擦澡，採藥製藥，運柴運糧。醫院裡唯一的白顏色是晾曬在竹竿上的白紗布。紗布條上的血痕斑斑點點。

為了解決藥品和醫療器械缺乏的困難，紅軍總醫院透過幾種渠道開闢來源。一部分依靠白區地下黨組織購買，秘密地運進根據地，但由於敵人封鎖嚴密，交通阻塞，數量較少；另一部分藥品和器械要依靠紅軍在戰場上的繳獲，但數量也是較少；主要的來源是靠總醫院醫務人員自力更生，試製急需的藥品和醫療器械。最初，麻藥奇缺，給傷員開刀時，幾乎沒有麻藥，只能憑傷員的忍耐來強行實施手術，後來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透過蒸餾製成一種麻醉劑，效果較好。紅軍總醫院還用大煙土為原料，製成鎮痛片、“救急水”等藥品。醫院不僅缺乏藥品和醫療器械，就連一般用的衛生用具也沒有，沒有尿壺，醫務人員就用大楠竹筒做成“夜壺”，給傷病員當尿壺。每天早晨護士們把傷病員用過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再衝洗乾淨。

紅四方面軍總醫院的醫療條件簡陋，缺乏醫術熟練的外科醫生和化驗儀器藥品，無法用輸液輸血的方法搶救失血過多的危重傷員。張琴秋和醫院其他領導動員鄉村山間的老中醫來醫院治病救人。

在紅軍醫院，我染上了天花。患病之初，不想吃飯，不想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