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毛主席專門就文藝工作講了幾次話，從此，延安的文化活動更加活躍，文藝工作者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搞出一些通俗易懂、切合實際的節目。以大生產運動為題材的《兄妹開荒》，我看得很帶勁。過春節時，王昆領頭扭著秧歌來棗園拜年，首長們都走出窯洞來觀看。王昆邊扭邊唱：“哥哥你好難呀，昨天晚上區長開了會，講了一二三呀，你是一點兒也沒做呀”她的歌聲感人，舞姿優美，許多年輕人看得如痴如狂，跟著秧歌隊從棗園跑到候家溝，又跟著去楊家嶺

每逢棗園有演出，葉子龍常常讓我給後臺演員送開水，送炒花生。我聽演員之間互相說：“郭玉英同志，你演得可夠好呢！”幾十年後，我誤記這個女演員是郭蘭英。

凱豐離婚鬧出流血事件

凱豐是中共歷史的風雲人物，在楊家嶺時他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部長。凱豐的妻子姓廖，長得高大健壯，在黨校一部學習。星期天，她帶著勤務員和警衛員回楊家嶺一次，楊家嶺的“小鬼”私下稱她“穆桂英”。由於分居兩處，夫妻倆接觸的時間少了。中宣部的女研究員王茜在凱豐身邊工作，欽佩凱豐的革命資歷和學識，兩人多有共同語言和興趣習慣，日久生情。

王茜個子矮身體胖，像武則天時代的人，細眉長眼，戴一副金屬框架眼鏡，文靜高雅。王茜曾留學日本，精通日文、英文，聽大家傳說她做過國民黨政府的顧問。我按中宣部幹部名單稱她“王西同志”。

她笑：“我叫王茜呀！”

我說：“明明草字頭下一個“西”字，怎麼叫念‘茜’呢？”

她對我寬容：“你要叫我‘王西’就隨你吧，授給你專利權，別人可不能這麼叫。”

以後，我一直稱她“王西”，成了習慣。1943年在棗園，葉子龍聽見我喊她“王西”，很是驚奇，問明緣由，就說：“小李有‘專利權’，我們就無可奈何了！”

凱豐與妻子激烈的爭吵愈來愈激烈。那日，我恰巧看見“穆桂英”手拎一把短刀，怒氣衝衝地走上楊家嶺，她推開凱豐的窯洞木門，王茜和凱豐兩人正在窯洞裡。

凱豐問：“你幹啥來了？！”

“來殺你的！把你們倆都殺了！”說著，她揮刀刺向王茜。凱豐瘦弱，也沒有搏鬥經驗，他挺身護住王茜，又用手掌抓住刺來的刀刃，“穆桂英”抽回短刀，凱豐的手掌被割開一條長長的傷口，鮮血立刻流出。我從身後抱住“穆桂英”的雙臂，使她不得動彈，又大聲呼喊。隔壁窯洞的趙毅敏等人跑來，眾人推搡著把“穆桂英”請出窯洞。凱豐愣愣地看著流血的手掌，不知所措。我說：“部長，快用手使勁攥住傷口，別讓血再流了！”

凱豐和王茜在楊家嶺結婚，無人祝賀，王茜悄悄搬進凱豐的窯洞。1943年我到棗園時，王茜已生一個男孩。

在延安整風時，王茜被整成日本和國民黨的“雙料特務”，因此拖上一條“尾巴”，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舊賬重翻，王茜被逼迫致死。

楊家嶺整風之初

在整風運動之前，住在我隔壁窯洞的一對年輕夫婦三天兩頭吵架，時間一長，我們聽出了門道。丈夫在香港與黨組織失去聯絡，妻子不滿意丈夫的解釋，為此事，兩人喋喋不休地爭吵。後來，我們都能背下來他們爭吵的對話。妻子說：“我不知道你在香港的地址和你的組織關係，我只好在廣州傻等著。我問廣州的黨組織，組織上說，沒有香港的通訊聯絡，也沒有聯絡員來接頭，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問你，你在香港那麼幾個月為什麼不跟我聯絡，也不到廣州來找我？”

丈夫辯解：“香港的黨組織通知我不要活動，敵人已經注意我了，國民黨特務在香港的每個旅店，每個飯店，每個交通要道都設了埋伏，所以我一直隱蔽了四個多月，黨組織才派人把我轉移到了澳門，澳門的組織又護送我坐船到了廣州，要不是組織上採取這個措施，我還不知道呆多長時間呢。”

夫妻打架翻來覆去就是這麼一套話，慢慢地引起中宣部同志的懷疑，大家悄悄地議論：是不是這兩個人都丟掉了組織關係？是真的隱蔽起來了，還是讓敵人抓住又放了出來？

中宣部的黨支部為此開了兩次秘密的支部擴大會，徐老、陶希晉、趙毅敏、徐乾和我一共十幾個人，躲在窯洞裡議論，做出兩點決定：一是正式通知他們兩個人去找自己的組織關係證明人；二是透過中組部向香港和廣州的黨組織發電報，查詢這兩個人的組織關係。在延安整風之前，有關材料傳到了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