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來調和佛儒兩家“人性論”的。

依柳宗元的見解，孔子之後，儒學被諸子摻雜，失去本性之旨，幸有佛教才把儒學的精萃發揚出來，顯出本來面目，這樣佛教不但不是異端，而且是儒學的功臣。這一思想為宋明儒者所發揮。明代焦竑就認為佛教諸經皆發明儘性至命之理，“釋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漢宋諸儒之所疏，其糟粕也”，“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

其三，佛法博大能容，與《易傳》精神相合。《送玄舉歸幽泉寺序》雲：“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南嶽彌陀和尚碑》謂佛法“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這樣一種廣大無邊、圓融無礙的佛法與《周易》的“神無方而易無禮、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的精神是一致的。

柳宗元所說的佛法與《易》相合，李曜認為是指兩者皆具有極大的超越性和普遍性而言的。柳宗元在《天對》和《非國語》中以元氣解說宇宙本初，以陰陽的交感解說宇宙的運動和寒暑的變化，說明他對於《易傳》的太極生兩儀和陰陽相推之道已有較深的理解，所以用易道來比擬佛法。

其四，佛教同其他諸子百家皆可以其有益的內容為治國服務，因而與儒學的治國之道相合。柳宗元認為治道多途，應求其同而存其異。《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說：“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餘觀老子，亦孔子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捂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

言下之意，佛教亦不得視為異端，而“有以佐世”，所以柳宗元稱讚元生“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鹹伸其所長，而黜其奇寰，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佛儒用以佐世的主要功能在勸善化俗。

柳宗元在任柳州刺史時，曾自覺利用佛教改善當地民風，據《柳州復大雲寺記》：“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勉仁，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果然“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

其五，僧人從道而不隨俗，有高雅的精神境界，與儒家重仁義輕富貴的思想相合。佛教導人做“自了漢”，收拾精神自我作主，而不受外物牽累，如柳宗元所說：“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所以真正虔誠的教徒，尤其是有文化的學僧，能夠斬斷功名利祿的俗念而醉心於佛法的追求，如元十八“不以其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如文鬱“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拿，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儒家也有“從道不從君”和安貧樂道的傳統，孔子說過“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說過“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都是教人建立起精神上的“大我”，不做權力的工具和外物的奴隸。在從道求真、蔑視名利這一點上儒佛是相通的。這是好儒的柳宗元同時又好佛的重要原因。

柳宗元被貶後處境艱難，心情鬱悶，遂陶醉於佛法之中以求排解，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提升，有詩為證。《晨詣超師院讀禪經》雲：“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多麼清新潔淨的光景，多麼怡然自得的心境，柳宗元此時此刻確乎已離塵絕俗了。

然而李曜知道，柳宗元畢竟沒有大徹大悟，他還念念不忘他的“內聖外王”、道德事業，他的骨子裡還是儒家思想佔主導。他處在窮則獨善其身的境地，卻仍在想著續先人之嗣承，留文章於後世，有朝一日昭雪平反再做事情。《寄許京兆孟客書》說：“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與裴壎書》說：“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與顧十郎書》說：“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眾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但他仍“抱德厚，蓄憤悱，將以有為”，盼望那“萬萬有一”的機會“復得處人間”。

他期望社會“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因此不忘民眾的疾苦憂患，以筆代歌，抒發內心的悲憤和志向。他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