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的，以不孝罪而給予處罰，譬如違反教令、聞父母喪而不舉哀等違反“善事父母”的行為都屬於此例。甚至，為了讓子孫盡心盡力地照顧好長輩，父母在世時，如果子孫攢私房錢或者要求分家的，也要處以三年徒刑。

而且，侍丁養老之制在唐朝也得到進一步完善。“男子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為侍。八十以上令式從事（依有關法令辦理）”，“諸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一人；九十，二人；百歲，五人。”若子孫人數不夠，“聽取近親”，“無近親，外取白丁”。以非親屬之白丁，免役以養孤老，這種“侍丁”就是國家僱請的了。對孤寡老疾的經常性濟養，唐令還規定：“諸鰥寡孤獨貧窮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親收養。若無近親，付鄉里安恤。”

大唐不僅在物質生活方面充分體現了孝文化的深刻內涵，而且把孝文化上升到了精神層面，那就是“色養”。何謂“色養”？《論語·為政》裡說：“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後來朱熹集註：“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一說，謂承順父母顏色。何晏集解引包鹹曰“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也。”後因稱人子和顏悅色奉養父母或承順父母顏色為“色養”，說的是子孫要給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

唐初名相房玄齡在對父母“色養”方面堪稱典範，《貞觀政要》卷五有言：司空房玄齡事繼母，能以色養，恭謹過人。其母病，請醫人至門，必迎拜垂泣。及居喪，尤甚柴毀。太宗命散騎常侍劉洎就加寬譬，遺寢床、粥食、鹽菜。

由此可見，“孝”在此時，被認為具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只有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才能忠於國君。修身，才會齊家，也才有國治天下平。

李曜之所以有偌大的君子名聲，在李克用致函之後，也不得不放下手頭一切雜事準備北上，正是因為在這個時代，你可以刻薄、可以吝嗇、可以嗜殺、可以暴虐，但絕不可以被冠以“不孝”二字。要知道，唐朝的歷代皇帝諡號，無一例外地都加進了一個“孝”字，足見連皇帝都不敢在這個問題上疏忽半點，更何況李曜這個還不是皇帝的區區朝廷宰執？

當初他還是“李五郎”時，被那對兄弟逼成那樣，只因為老父幫著他們，就不得不處處忍讓，最終含冤斷情，何也？不敢對抗這洪流一般的孝道是也。若以後世某些做兒女的習慣，動不動就頂嘴，動不動就在父母面前發脾氣、摔東西，在古時只怕早就被官府處理，然後被街坊鄰里當作反面教材反覆宣傳了。

因此李曜一說這話，就算王摶再怎麼覺得危險，覺得不該去，也無法再勸，偏殿中的氣氛，頓時顯得有些怪異。

劉崇望人老成精，見狀便出來插了一嘴，道：“大王，某執掌度支，近來有一事為難，想請大王指點。”

李曜略微好奇，劉崇望這位老相公對得起他的名字，一直是地位尊崇、德高望重的，過去在自己面前說話雖然客氣，但卻很少這般，簡直有些低聲下氣了，不知今日卻是為何？當下便道：“豈敢，豈敢，閣老有話但說無妨。”

劉崇望正色道：“南衙北衙，俱為朝廷兵馬，當由朝廷出資養兵，然則，如今南北二衙，有兵二十五萬餘眾，乃是過去神策三倍。朝廷自大王入中樞以來，固然收支漸豐，然則供養二十五萬餘眾，實是吃緊。更兼這南北二衙新軍，乃是以此前河中精銳為範，甲堅兵利、食貨甚豐，錢帛花費，倍於神策。度支經過計算，若如此養兵，每年足須耗費四百三十萬貫！大王，中樞財政如何，無人更比大王明瞭，去年歲入頗增，也不過七百六十三萬貫，試問大王，如此可長久乎？”

李曜點了點頭，道：“如此來看，軍費開支所佔國用比例的確上漲了不少，但是閣老也該看到，去年朝廷用兵不斷，這才是軍費大漲的主要原因。若是承平之時，軍費也不過百三四十萬貫左右。而且從國庫盈餘來看，雖然軍費大漲，但國庫反而盈餘了二十餘萬貫，比此前年年赤字——我是說虧空——總強了不少。而且，孤預計今年國庫收入還將繼續上漲，閣老無須為軍費擔憂。”

劉崇望壽眉一挑，本想指出李曜這是避重就輕，想想還是算了。原來劉崇望原本的意思是說李曜藉機將自己麾下的河中軍改為南北二衙禁軍，如此一來，朝廷出錢供應禁軍，但禁軍本身卻只聽命於他，未免太精明瞭一些。但他又想道，若非李曜的鼓勵工商，而連續的戰爭導致包括軍械監自身在內的各種“工商企業”所繳納的商稅大幅提高，因而國庫的確“扭虧為盈”，那朝廷欠大唐錢莊的錢只怕真要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