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奉獻了自己的一生乃至寶貴的生命，因此，曾國藩繼承傳統儒學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忠誠為天下倡，以愛國主義精神貫穿“經世致用”的始終。他說：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慾，奸偽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偽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眾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苟活為羞，以避事為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群倫，歷九載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歟！”

曾國藩所愛的國不僅僅是滿族所統治的清朝，而是有著悠久歷史和文化的中華民族。曾國藩以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呼籲仁人志士“忠君勤王”，使他成為中國文化的組織者和保衛者，使中華民族的精神與血脈賴以延續。曾國藩與太平天國作戰是保衛文化之戰，與其說曾國藩的湘軍是“忠君勤王”之師，不如說是捍衛文化之師。這種以捍衛民族文化為號令的戰爭，從一開始就得到了廣大人民的認同。因為太平天國所到之處不僅燒殺搶掠，姦淫婦女，而且見廟就燒，儒佛道等一切神像全部掃蕩而空，即使在中國人心中具有崇高地位岳飛、關帝、文昌等神像也一個不留。而以洪秀全為首的“拜上帝教”雖然來自西方基督教，但它也是基督教的變種，很多學者把它定位為邪教是有道理的。即使它是正宗的基督教也不可能取代中國文化，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想用上帝神權政治取代中華文化的人註定是要失敗的。

從愛國主義的精神出發，曾國藩反對洋人侵犯中國，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即使得罪朝廷他也在所不惜。比如，對於清廷準備引進外國軍隊來鎮壓太平天國（“借夷兵助剿”）的政策，他反覆上奏表示反對。他認為：“藉助外國，自古為患”，“外夷之助中國，成功之後，每多意外要求”；“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術，必欲煽動西國大隊東來。”也就是他主張中國內部的事由中國人自己辦，不要把外國人引進來，插手干涉中國內政而進行敲詐勒索。這樁借夷兵助剿之事，由於曾國藩的堅決反對，最終迫使咸豐帝未能實行，從而捍衛了國家的主權。

再如，他堅決反對把中國艦隊的指揮權交給外國“夷人”，以免中國海軍受外“夷”所制帶來麻煩。為此他上書總理衙門說：“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勢；華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處可怯之地”，其禍患無窮。在他的堅持下，迫使清政府解散了由英國皇家海軍上校阿思本為司令的中國艦隊，將已經從英國買來的8艘軍艦以及包括阿思本在內的600名英國官兵水手全部退回，追回預付船款等，並按照曾國藩的意見，責令英國人“不準再幹預中國事務”，從而又一次捍衛了中國的尊嚴和主權。

另外是以“誠”治軍，用曾氏“經濟學”取代舊理學成為湘軍的思想體系。

由於朱熹的理學重在理論的構建，忽視人的道德實踐，所以它所強調的“誠”往往成為空談，正如曾國藩所說“奸偽相吞，變詐相角”，理學家的“誠”變得越來越虛偽。曾國藩提出“經濟之學”後，使“誠”變成實踐，這種以“誠”為核心的新“經濟學”又被曾國藩後來引用到軍隊中來，成為湘軍的核心思想，並以此為基礎構建了曾氏軍事思想體系。

曾國藩在組建湘軍時，自始至終強調以“誠”待人，以“誠”召人，以“誠”育人。他初募湘軍時，“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誠，莫不往見，人人皆以曾公可與言事。”曾國藩以己之誠感召那些誠樸的山野材智之士而歸附他，讓他的軍隊自始至終養成一種“誠樸”的作風。曾國藩之時，當時國家的正規軍——綠營，“巧滑偷懶，積習已深”，無戰事時為應付檢查則務求美觀，而有戰事時則臨陣退縮。要徹底改變這種軍隊作風，曾國藩認為認為必須“多用樸實少心竅之人，則風氣易於純正”，又說“觀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為質。有其質而傅以他長，斯為可貴。無其質而長處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彩，古人所謂無本不立，義或在此”。因此，曾國藩將則選“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兵則選“樸實而有土氣之農夫”。湘軍之所以從無到有，由小到大，到最後成為一支勝過正規軍的勁旅，其根本原因正是曾國藩所說的“敦樸之氣，未盡澆散”。

曾國藩又以“誠”育人，把自己的幕府當成德育培訓基地。李鴻章於1859年1月間趕到建昌正式進入曾國藩幕府。一連幾天，曾李之間開懷暢談軍務、時事。具體說來，李鴻章在曾國藩幕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