綱五常，故也有“綱常名教”的說法。可從原始儒學來看，孔子所說的“名”並非只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子路問孔子：“衛君等待老師您去治理國政，您將先做什麼呢？”孔子說：“那一定是先正名分啊！”“正名”是孔子“仁政”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名的具體內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有“名正”才可以做到“言順”，接下來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與“三綱”有本質的區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強調各自要帶頭做好自己的事情，君必須像個君王，臣要像個臣子，父要像個父親，兒要像個兒子，這裡任何一對關係沒有上下之分，是完全平等的，因此也就沒有專制的成分。例如，當君像個君王，他時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就不可能高高在上去壓迫人民。其他關係也是如此。而作為維護統治階級秩序的“三綱”卻是從上而下去制定維護秩序的政策，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從一開始就違背了平等的原則，當然也不可能再有民主政治了。

孔子強調正名，每一個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作為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他所做的事情就更多，它始終是把人民的利益擺在第一位的，他始終是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的。這樣的人自然會被人民群眾推上國家領袖的位置，被孔子極為稱道的堯舜禹三代政治就是如此。因此，孔孟原始儒學是帶有濃重的民主色彩的。

曾國藩處於日益沒落的清朝末期，官場腐敗，外侮內亂，在這樣的形勢下，他沒有能力去實現孔子所說的民主政治，但他在自己的範圍內實現了民主管理和任人唯賢。

曾國藩是一個文人，他從一開始就沒有想過要當湘軍統帥，只因他德高望重，在大眾的推舉下他才走上統帥的崗位。因此，曾國藩作為一個統帥，他不專權，不迷戀個人權力，他喜歡把自己的權力分配給自己培養出來的人才，這樣不僅獎勵提拔了優秀人才，而且使他們成為統帥的重要臂膀。這些臂膀就是曾國藩所說的替手，他們既包括副手也包括接班人，他認為這是辦大事第一等要緊事。

他曾經寫信致九弟強調“辦大事者以多多選替手為第一義”，信中說：“總須另有二堪為統帶者，每人統五六千，弟自統七八千，然後可分可合。杏市而外，尚有何人可以分統？亦須早早提撥。辦大事者以多多選替手為第一義，滿意之選不可得，姑節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曾國藩自己就在這方面做得很好，無論是陸軍方面，還是水軍方面他都選擇了很稱職的將領。比如說陸軍，他任用羅澤南、塔齊布、胡林翼、鮑超、李續賓、曾國荃；水師方面，他提拔楊載福和彭玉麟這兩位水師統領。他們都部分代替了他，在接班人上，他也做得比別人好，曾國藩最大的成果就是栽培了他的接班人李鴻章。

然後是倡導原始儒學的科學精神，發起洋務運動學習西方科學技術。

自古以來，人們比較重視官方儒學“學而優則仕”的思想，把讀書當官作為自己的追求目標，輕視學習科學技術知識。實際上這是違背了原始儒學的科學精神的，也沒有真正懂“學而優則仕”的意義。還有後人把樊遲問種田，孔子批評他為小人的話也誤解了。

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是有科學精神的。孔子說：“君子不器。”這句話朱熹解釋錯了，受朱熹註解的影響，後世很多人把“君子不器”理解為君子不要去學習具體的科學知識，他不需要去學一種什麼手藝為社會服務。

實際上孔子的真意是：“君子博學多識，他不只是一樣東西，只有一種用途。”孔子的思想是有入世精神的。雖然君子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掌握世間所有知識，但是他應該努力去學習世間一切知識為人類造福。按照佛教來說，既學會世間的一切知識，還要學會出世的知識。世間的知識就是“五明”，“五明”即語文學的宣告、工藝學的工巧明、醫藥學的醫方明、論理學的因明、宗教學的內明。

孔子自己就是多才多藝的，他從小就掌握了很多專業知識。《論語·子罕》太宰問子貢說：“孔夫子是聖人嗎？為什麼還會這樣多才多藝呢？”子貢說：“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