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提供了成熟系統的理論，又提供了卓有成效的運作模式，並在後來的歷史發展程序中產生了明顯的路徑依賴效應，對當時經濟發展程序和社會發展程序產生了重大影響。

有秦國迅速富強的成功做示範，自秦朝以後的歷代王朝都將重農抑商政策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加以推行，並由這一基本政策衍化出輕商、賤商、鄙商的觀念和意識，形成一個包括意識、觀念、思想和政策在內的有機整體，根深蒂固。在原先的歷史上，一直持續到鴉片戰爭爆發前後，重農抑商政策才開始走向破產，直至消亡。重農抑商政策基本上與古代帝制王朝時期相始終，其中秦朝、漢朝、唐朝、明朝、清朝時期的重農抑商政策都具有典型性，反映的是王朝政權對社會經濟的干預支配和操縱控制。

秦國的成功不是幸與，李曜當然知道重農抑商政策的歷史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重農抑商政策被歷代王朝長期推行，正是因為它可以對維護王朝政權統治發揮重要作用，這就是後世很愛說的“歷史的合理性”。

農業是古代世界決定性的生產部門，農業經濟的狀況直接關係到國家的經濟狀況、國家�